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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张熙久居僻壤穷乡,怎么会误入歧途,随师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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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张熙供:重犯愚暗浅陋,生长山隈,如蛙囿井。但身处光天化日之下,少小颇知以读书从学为大,然竟不知读书之错,从学之误,其害一至于此也。盖因重犯家世寒微,人文科第,寂寞无闻;僻外穷乡,无缘得见贤士大夫,以正其趣而发其蒙。迨后年二十五,始见有郴州永兴县曾静入学文字,原评为湖南第一卷,心窃慕之,遂欲负芨从游几席之下。在重犯只知学问是务,并不知有所谓人间事;彼时犯师曾静亦闭门扫轨,甘穷守寂,惟日以前言往行及近世文章道德指授。后因乡穷无书可读,于前岁承犯师曾静命,以四书五经之大全,以及朱子语类文集,隔于河山之险阻,要重犯往各省购求。因至浙江吕留良家买书,偶见其家有诗稿一本,重犯素闻犯师曾静说,吕留良评选时文论头批语,说理据章句集注,为近世名儒。因此即以其诗为必高,遂求取以归。

犯师曾静看见其中有《钱墓松歌》及《题如此江山图》,始而怪,即而疑,继而信。以为吕留良生长江浙大地,其议论文章为天下人宗,夫岂有差?又限于素来不识本朝得统之正远迈商、周之盛,因此华夷之见横介于中心,加之当今皇帝之龙德贤于尧舜者,无由得知于云山万里之僻壤。而犯师曾静,初以错会华夷之分,而误听谣言蛊惑,既以误听谣言蛊惑,而大昧夫君臣之大伦。是以于去岁戊申之秋,忽有犯师书,命上陕西总督岳钟琪。重犯无知,属在弟子,遂误听师命,冒然前往。及到投递后,岳公始而严审。重犯以受犯师曾静“只去献议,不必告以姓名里居”之命,且彼时无知之见,误信师说,尚固执为事关天经地义之所在,舍生可以取义,所以宁受三木之重刑,至晕绝不变。

岳钟琪知重犯死不肯供,不能改移,旋即放夹,许重犯为好汉子,且慰之谢之,以宾客礼待之。于逆书所言事理,无不盛称以为实,复告以其家亦有《屈温山集》,议论无不与逆书相合。既见重犯坚不告犯师姓名,乃呼天以示之信,乃言当身所处之危险,甚至垂泪以示其诚;且具书具仪时,告以必欲聘请曾静以辅己。命侄整装,即欲与重犯同行,更以长安县李知县扮作亲信之家人王大爷时刻相陪伴。无一不极其机密而浑然无迹。以重犯当时之固执师说,虽死不肯摇夺者,卒乃使重犯实情毕露,然后具折奏闻。

【译文】

张熙供:重犯愚昧无知,生长在偏僻山区,如井中之蛙。但毕竟身处光天化日之下,少小时也知道以读书从学为立身大事,可是竟然不知读书之错,从学之误,这害处以致于这样大!主要因重犯家世寒微,人文科第方面见识太少;处在穷乡僻壤,没有机会得见贤能之士,而得到应有的正确启发或引导。一直到二十五岁那年,才知道郴州永兴县曾静的考秀才试卷,曾被评为湖南第一,心里非常仰慕,也就产生了拜他为师的念头。对重犯来讲,只知道研究学问,并不过问人事,当时犯师曾静也闭门谢客,甘守穷困,只是每天以古人的文章和故事以及近代的一些文章道德教授弟子。后因地僻乡穷,没有多少书可读,于前年遵照犯师曾静的指派,要重犯到外省去求购五经四书大全以及朱子语录等文集。因为来到浙江吕留良家买书,偶然看到其家的书里有诗稿一本。重犯平时常听犯师曾静说,吕留良的评选时局文章论头批语,道理根据朱熹章句集注,很有名气,堪称近代名儒。因此就认为他的诗也必然很好,遂就向其家人求购带了回来。

犯师曾静看到其中有两首题目叫《钱墓松歌》和《题如此江山图》,开始觉得怪,后来感到有些疑团,最后就完全相信其说了。认为吕留良生长在江浙大地,他的议论文章为天下人所推崇,哪会有什么差错?又因为认识局限于平时不了解本朝的盛世甚至超过商朝、周朝,因这尊华鄙夷的偏见耿介于胸,加上当今皇上的龙德虽超过尧舜,但因是处在偏山僻壤,了解太少。而犯师曾静,一开始错误地理解华夷的区别,而且又误听谣言扇动。由于听了谣言的煽动,所以就昧了良心,无视了君臣的大义。因此去年戊申年秋天,犯师决然修书一封,命投书给陕西总督岳钟琪。重犯无知,因为身为弟子,应遵师命,所以就误听了师命,没有仔细考虑,就冒然前去。结果到那里,投递了书信之后,岳公开始严厉审讯,重犯因为受犯师曾静“只去献议,不必讲出姓名和住址”的嘱咐,加上那时抱着无知偏见,误信师说,固执地认为所办之事关系重大,宁可承受重刑,舍生取义,以致昏厥过去也不改变初衷。

后来岳钟琪见重犯死不肯说出实情,随即不再用刑,称赞重犯是英雄好汉,并且给予礼遇和安慰。对重犯所投之书里的言论事理,十分赞成,并且告诉重犯,他家也有一本《屈温山集》,当中的议论也同重犯所投之书相合。因见重犯坚持不肯告诉犯师姓名,便对天发誓使重犯确信无疑,还谈到他的危险处境以及作难处,甚至垂泪以示其诚意,并举行立下字具的仪式;后来还告诉重犯决定聘请曾静作导师以辅助自己克成大业。特别是还有一些实际的举措,命令他的侄子整装,准备与重犯同行,又以长安县李知县扮作家人王大爷相陪伴。这每一步安排都极其周密而且不露一点痕迹。最终使重犯实情毕露,报告给了朝廷。

【原文】

由今看来,事固属上天笃爱皇上,故冥漠中默使此逆举败露于重犯之手,然使岳钟琪不备极其智虑之周密,则重犯之冥顽,只知拼一死以全义信于犯师曾静,则逆情亦未轻易得显著。凡此,皆岳钟琪之忠赤贯日,精诚动天,出其素蕴经济弘猷,为国家攘除奸凶,是以顽钝者莫逃其鉴,奸宄者自献其诚。然岳钟琪之尽心为国,而能至于此极者,实由我皇上知人之明,用人之当,虚公下应,至诚感孚之所致也。重犯从前毫不解其故,直至今日得蒙皇上之高厚洪恩,深被德化,又见旨意发出所批岳钟琪奏折数十通,重犯跪读越日,仰见皇上惟以至诚恩眷大臣,备极礼际之隆盛,恩意之周密不啻如父之视子,诚为亘古之所未有;而岳钟琪赤忠图报,不避嫌怨,只知有国,不知有身,不啻如子之事父,亦为自古名臣所罕见。以此回想,重犯前此之妄承犯师使令,冒昧上书者,实实醉生梦死,冥顽无知之极也。当此益觉愧死无地,痛恨追悔之莫及,敢不剖析隐曲,输情服罪,哀恳皇上之矜恤于万一乎!重犯之背逆心肝,实尽于此。至于传说浮言之人,俱在犯师曾静所供内,重犯实另无见闻。若稍有传闻,重犯当此时深沐皇上千古未有之殊恩,虽粉身碎骨,亦不足以仰报,何敢忍心昧理,为他人讳罪,以负我皇上天高地厚之恩哉!

【译文】由此看来,固然是上天爱护皇上,冥冥中使事情败露于重犯之手,然而这也说明,若不是岳钟琪知虑周密,就重犯只知保全同犯师曾静的信义而宁拼一死的顽固程度,这件事也不可能轻易暴露出来。这都是由于岳钟琪的忠心赤胆感动了天地,出自他平时就具备济世经邦的谋略,为国除奸的才干,所以顽冥愚昧者不会逃过他的眼睛,奸诈的坏人自己前去暴露。然而岳钟琪之所以能尽力为国,而达到这个境界的原因,实在是由于我皇上有知人之明,而且用人之当,至诚感化所致。

重犯从前一点不理解其中缘故,直到今天得到皇上的高厚洪恩,也深深地被感化了;又见旨意发出所批岳钟琪的数十篇奏折,重犯成日跪读深思,从中看到,皇上以至诚对待大臣,以至礼对待大臣,恩德情意十分周密,就如父亲对待儿子那样关心,为千古少有。而且从岳钟琪这方面讲,他的忠诚报国,不避嫌疑,只知有国,不知有身的态度,不仅如儿子对待父亲那样效忠皇上,而且在名臣中也千古罕见。因此回想起来,重犯狂妄地按照师命,冒昧上书之事,实在是醉生梦死,冥顽无知到了极点。越想越觉得痛悔莫及,愧死无葬身之地。哪里还敢不彻底坦白,哀求皇上宽恕万一呢?重犯违心行事,确实就这个情况。至于传说浮言的人,都在犯师曾静的供词之内了,重犯实在别无其他所闻。确实没有一点隐瞒,重犯这样受皇上的恩德,就是粉身碎骨也不足报答,哪还敢忍心隐瞒,为他人掩盖,以辜负我皇上天高厚之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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