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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商隐《重有感》鉴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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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有感

李商隐

玉帐牙旗得上游,安危须共主君忧。

窦融表已来关右,陶侃军宜次石头。

岂有蛟龙愁失水?更无鹰隼与高秋!

昼号夜哭兼幽显,早晚星关雪涕收。

【解析】

唐文宗大和九年(835年)十一月,发生了宰相李训等谋诛权宦事败见杀,株连甚众的“甘露之变”。变后,宦官们更飞扬跋扈,把持朝政。次年(开成元年,836年)二三月间,昭义军节度使刘从谏曾两次上书,为无故被株杀的宰相王涯辩冤,指斥宦官专权、擅权,表示要“修饰封疆,训练士卒,内为陛下心腹,外为陛下藩垣。如奸臣难制,誓以死清君侧”。此举虽稍杀了权宦仇士良的气焰,但文宗及朝政仍在彼等把持之下,唐室危机未除。诗人有感于此,就写下了这首七律以咏。因“甘露”变时,诗人曾作 “有感”,故此诗以 “重有感”题之,实为感怀政治之作。

诗的起联首句褒赞刘从谏手握重兵。“玉帐”、“牙旗”皆主帅所居所用,这里代指兵权。“得上游”指昭义军辖泽潞等州,邻近京师长安,有控制京师的军事之便。这里用“上游”标其优势,又用“得”字指出其得有扼京师之要的地理之利,有“清君侧”的实力与形胜。诗以此开端,逗出下句,标示出诗旨:在这国家危急之秋,重藩应有与国、与君共忧患的打算与作为。“安危”偏义,实指危难。此句似褒,实褒中寓刺。褒刘表奏中之义正辞严和宣称的“清君侧”的声明;刺其光有言,尚无行,我们从诗句中的“须”字可窥见此意。“须”者,须要也,必须也,诗人正是借此字以表其期望、不满与敦促。不过,此处之刺,仅为微刺,且刺中寓望,诗人意在提醒刘应“言必行”,切勿忘已宣言在先的“清君侧”。诗人用这一“须”字,颇具深意。同时此字在诗中又“高屋建瓴”,领出了下面的 “宜”、“岂有”、“更无” 之叹。

次联诗人连用二典再褒刘从谏。三句借用东汉初凉州牧窦融整顿部军,上疏请示讨伐叛将隗嚣之期一事,褒誉刘从谏的上表申言“誓以死清君侧”。用一“已”字,咏其实有。四句再用东晋荆州刺史陶侃率军主盟讨伐并斩杀叛臣苏峻事,表达诗人对刘应迅速出兵“清君侧”的再次希望与敦促。一个“宜”字,也道出了其尚未。诗人对刘的上书与宣言赞同又赞誉,故先用“窦”典特褒,对其仅有言而尚无行是心有疑虑但又热切盼望其行,就再借“陶”事而示。三句是褒,四句则又褒中寓望,褒中蕴虑,虑中又渗入了对刘的 “言”而未“信”、“行”未见“果”的婉刺。

“宜次”而未“次”,诗人是十分担心的,颈联就紧承这个“宜次”连用了两个比喻来咏出。“蛟龙愁失水”用“蛟龙”喻文宗,“失水”喻其受箝制而不自由,一个“愁”字,状出了他受宦官之挟,而愁城困居的窘状。“鹰隼与高秋”是用《左传·文公十八年》“见无礼于其君者,诛之,如鹰隼之逐鸟雀也”意,用鹰隼以喻刘从谏,望其“与(通举)高秋”如鹰隼于深秋草枯时高飞以击鸟雀(指权宦)也。但现实是,“蛟龙愁失水”,不应有而竟有,一个“岂有”写出了诗人难名的深忧与郁忿; “鹰隼与高秋”则理当见却未见,“更无”二字就饱蕴了对这一反常的忧愤与深憾。诗人的忧、愤、憾是强烈的,但犹有望于刘从谏,故犹用鹰隼喻之而褒。不过诗人的忧、愤、憾太强烈了,刺就远超于褒,故用“岂有、更无,开合相应。上句言无受制之理,下句解受制之故” (纪昀 《李义山诗集辑评》引)。此联以喻出之,虽仍婉蓄,且尚有褒,但质问、感慨已难再全掩了。

尾联紧连上联所咏之因,“昼号夜哭兼幽显”先绘出了此因之果:京中皇室、百官以及平民百姓均凄苦惶恐,“昼号夜哭”,与此适反的是“兼幽显”,“兼”者,加上也,“幽”者,鬼魅也,“显”者,肆行无状也。三字合出了如鬼似魅的权宦们的骄横与无状。京城已然如此,此状岂容坐视!忧心如焚的诗人唱出了结句:“早晚星关雪涕收。”“早晚”,多早晚?何时之意也,又可解为一定会,早晚会。因此此句语义双关,既可解为什么时候京城的人们得展笑颜,收住凄苦,又可解为定会见“安危须共主君忧”的将领,激于义愤,“雪涕”而收星关(代指京师),以解君臣上下倒悬之苦。不过前义较明、较强,因诗人深知大言皇皇的重藩多拥兵自重,言多无信,刘从谏也概不能外,故褒隐刺显。又不愿将失望变成绝望,但恐终成绝望,因而后义就较弱较晦了。所以,这里的刺也远胜于褒了。

李商隐是婉约、含蓄作诗的老手,此篇是承杜甫开创的“用诗作表”的政治抒情诗的佳作。此诗颇有特色,褒中寓刺,又刺亦有褒,虽含蓄、委婉,褒刺亦颇分明。它既不同于李白《古风》二十四“大车扬飞尘”篇和杜甫的《丽人行》的直多于婉,似赞实刺,也不同于他自己的七绝《贾生》:“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的寓刺于婉,不见褒义,更有别于他自己的众多无题诗的美艳幽晦,而是诗意易明,诗旨极显。细味本诗,当知 “褒中有刺”这一诗法的妙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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