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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节 帝国主义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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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帝国主义在华争夺势力范围

《马关条约》签订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更加成为帝国主义列强虎视鹰瞵、争相吞噬的一块肥肉。实际上,当1895年初中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战败时,帝国主义者就发出了“干净利落地解决中国问题,由欧洲有关的几个主要国家加以瓜分”①的狂叫。随后,“欧洲各国政府一个接一个拚命掠夺(所谓‘租借’)中国领土”,在行动上“开始瓜分中国了”。①

德国政府早就注意到,中国山东的胶州湾“作为港口而论,它在各方面都有重要的优越”②,亟欲占领,以便建筑海军基地。1897年11月,德国借口两名传教士在山东巨野县被杀,派军舰侵占了胶州湾。次年3月,又强迫清政府与之订立《胶澳租界条约》,不仅在“租借”的名义下强占了胶州湾,并把山东省变成了它的势力范围。俄国于1897年12月15日强占了旅顺口和大连湾。随后,俄国一方面从海参崴(今苏联符拉迪沃斯托克)派兵来华,以四五十艘舰船在中国海口游弋;另一方面又贿赂李鸿章、张荫廷,诱迫清政府于1898年3月和5月分别与之签订《旅大租地条约》及其《续约》。俄国强租旅大后的第二年,竟擅改租借地为“关东时,不仅霸占我辽东半岛,而且把东北全境划为它的势力范围。法国于1898年4月迫使清政府答应租让广州湾,不久便划两广和云南三省为其势力范围。英国以俄、法的扩张会妨碍其在华利益为借口,趁机于1898年6月9日强租九龙半岛及香港附近的岛屿,接着又强租威海卫为军港,并宣布广东和云南的一部分地区及长江流域为其势力范围。日本也于1898年4月胁迫清政府承认福建为其势力范围。美国当时正忙于向中南美洲扩张,无暇东顾,但它并没有放弃侵略中国的野心。1899年秋,它提出了一个各国在华利益“机会均等”的“门户开放”政策,以保持中国市场对美国商品自由开放,保护其在华利益。

帝国主义在华夺取势力范围,强租军港,构筑炮台,建立军事基地,控制了北自旅大南至广州湾的许多沿海战略要地,并可将军舰驶抵渤海湾内各重要港口,从而使中国门户洞开,京畿腹心要地也处于侵略者的军事威胁之下。

二、帝国主义的经济和宗教侵略

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加剧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首先,它们趁清政府无力筹付对日战争赔款之机,三次强迫清政府以高折扣、重利息向外国银行借了约三亿一千万两白银的外债①,加上其它各项债款,共约五亿两白银。当时,清政府每年的收入约八千万两白银,支出约九千余万两,根本无法从国家的财政收入中逐次偿还外债和利息,只得以关税、厘金、盐课作抵押,同时用增加苛捐杂税和发行内债等办法,把财政赤字转嫁给农民、手工业者及中小厂商、中小地主。其次,各国还从攫取的铁路修筑权中获取斑额利润。据不完全统计,自1895年至1898年,被它们攫取的铁路修筑权竟达一万零二百公里之多。同时,各国还通过在华开矿设厂及大量输出商品等渠道,对中国进行经济掠夺。此外,帝国主义在华设立的银行,也从为其对华商品输出服务,变为控制中国财政金融的经济侵略中心。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进一步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垄断了中国市场,大大加深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半殖民地化,使中国民族工商业受到压抑和摧残,广大农民、中小商人、运输业和手工业工人大批破产和失业。

在政治、军事、经济侵略的同时,帝国主义还利用宗教作为侵略中国的重要手段。自十九世纪中叶开始,各国传教士即以不平等条约为护符,窜遍我国的通都大邑和僻野乡村。到1900年,西方的天主教、耶稣教、东正教等,已经在中国建立了约四十个教区,六十多个教会,有外籍传教士三千余人,中国教徒八十余万。在帝国主义各国的胁迫下,清政府给予传教士以各种政治特权。他们所到之处,拆庙毁寺,霸田抢房,敲诈勒索,包揽词讼,私设牢狱,无故殴毙贫民。他们还收买地主恶霸、地痞流氓入教,纵使这些人为非作歹,肆无忌惮地欺凌百姓。还有不少传教士,实际上是披着宗教外衣的间谍,无孔不入地刺探中国的各种情报,有的还直接参与策划侵华活动。

据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①供认,他对中国内地消息的探知,主要是由于天主教牧师的帮助②。更为严重的是,当时许多教堂都拥有武装,有的教堂内甚至藏有数门大炮和几百支槍。对于这些无恶不作的传教士,中国人民无不切齿痛恨,不断掀起反洋教的斗争,并逐步汇集成大规模的反帝国运动。

帝国主义的种种侵略,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而自戊戌变法③失败后,中国的朝政大权再次被泥古守旧的慈禧集所控制,中国人民进一步认识到,不可能指望这样的政府抵御帝国主义的瓜分和侵略,只有自己起来进行殊死的斗争,以保卫祖国领土主权的完整和民族的生存。波澜壮阔的义和反帝国运动,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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