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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节 辛亥革命前的国内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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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帝国主义加紧侵华,清政府成了“洋人的朝廷”

轰轰烈烈的义和反帝国运动和反对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列强直接瓜分中国的谋,由于受到中国国军民的打击和帝国主义内部矛盾的影响而未能实现,便转而采取扶植清廷,“以华治华”的策略。为了加强对清政府的控制和对中国的掠夺,各帝国主义国家在清政府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要害部门派遣了顾问,以左右清廷的重大决策;在京津、京榆沿线驻扎军队,以武力挟制清廷;迫使清政府签订新的不平等条约,以扩大在中国开辟商埠、增加投资、修筑铁路、开发矿藏、内河航运等特权。至1911年,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开设的通商口岸达八十二处之多,在十六个城市内设有租界,霸占了十几个省的矿产开发权,取得了粤汉、正太、津浦、陇海等十多条铁路的修筑权。帝国主义还通过增设银行,扩大资本输出,垄断中国的财政金融。它们在掠夺中国时,既互相勾结,又互相争夺。1904年2月,在中国东北境内爆发的日俄战争,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而清政府完全放弃了保卫国家领土和主权的职责,竟无耻地宣布“局外中立”,听任人民遭受屠戮和凌辱。俄国战败后,东北成为日俄两国的势力范围。与此同时,英国乘机再次入侵西藏,迫使清政府与之订约,攫取了更多的政治、经济特权。日俄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经过肮脏的交易,暂时缓和了紧张关系,在中国划分了势力范围。清政府听任帝国主义驱使,实际上已成为“洋人的朝廷”。神州大地进一步陷入了半殖民地的深渊,中国正处在极端深重的民族危机之中。

随着清政府卖国残民的面目更加暴露,人民的反抗情绪也不断增长。为了维持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清政府挂出了一块实行“新政”的招牌。自1901年1月(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那拉氏发布“变法”上谕以后,清政府陆续颁布了一系列改革法令,如裁汰制兵练勇、编练新军,裁撤冗衙、节省啊费,振兴商务、奖励实业,废除科举、兴办学堂等等。清政府在推行“新政”中,最重视的是练兵。1903年,在北京设练兵处,任命庆亲王奕劻为总理练兵事务大臣,袁世凯①为会办练兵大臣。1904年9月,练兵处和兵部会同奏定《新军营制饷章》、《陆军学堂办法》和选派陆军学生游学章程,确定陆军以镇为经常编制。镇设统制,每镇辖步兵两协。协设统领,每协辖两标。标设统带,每标辖三营。营设管带,每营辖前后左右四队。队设队官,每队三排,每排三棚,每棚目兵十四名。每镇有马队、炮队各一标,工程、辎重各一营。合计一镇将弁兵夫共一万二千人。遇有征调,则以二至三镇为一军,由朝廷钦派总统节制。全国计划编练常备军三十六镇,除近畿四镇、四川三镇外,其余各省编练一至二镇,限二至五年内编成。新军的编练工作,大多数省份没有按期编成。直至1911年清王朝灭亡时,全国建制完备的新军只有十四镇,其余只有一协或不满一协,总人数约二十六万人。在编练新军的同时,还把部分绿营练勇等改编为巡防营,以加强镇压力量。清政府推行“新政”,虽然对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起了一些促进作用,但却同时又给帝国主义扩大对中国的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侵略提供了方便条件。为了编练新军,需要大批饷款,而当时的清廷已“帑藏大绌”,于是巧立名目,加捐加税,摊派勒索,无奇不有。这就进一步加剧了人民群众的不满情绪。在此期间,资产阶级革命派已经把武装推翻清王朝的统治提上了议事日程。

二、资产阶级革命政的成立及其领导的反清武装斗争

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起,中国开始出现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由于它受到外国资本主义的压迫和本国封建主义的摧残,所以发展非常缓慢。到二十世纪初期,中国的民族工业有了初步的发展。1911年,投资在万元以上的厂矿企业已有五百多个。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也逐渐形成独立的阶级,并产生了一大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中的先进者对深重的民族灾难忧患倍增,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纷纷向西方学习;发行各种书刊,宣传民主革命思想;组织各种革命小体,积极开展国革命活动,其中较著名的有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科学补习所①等。由于经济地位不同,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之间的亲疏关系不同,因而民族资产阶级的上层与中下层之间的政治态度也不相同。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改良派,代表资产阶级上层的利益。他们虽然也介绍过西方资产阶级的学说,参加过国宣传活动,但是不愿与清王朝决裂,只要求实行君主立宪,以取得参政的权利。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代表资产阶级中下层的利益,主张用暴力推翻清王朝的君主专制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国,为发展资本主义开拓道路。

孙中山(1866—1925),广东香山(今中山)人。名文,字德明,号日新,后改号逸仙。童年时,对洪秀全的反清壮举怀有敬慕之情。青年时代,对清王朝的腐朽暴虐深为憎恨,但也受到改良主义的影响。1894年2月,曾上书李鸿章,提出变法自强主张,结果遭到拒绝。从此,他便毅然摆脱改良主义的羁绊,率先举起民主革命的旗帜。1894年,他在檀香山创立兴中会。1895年与1900年,在广州和惠州(今惠)三洲田组织了两次起义,虽然都失败了,却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武装反清揭开了序幕。起义失败后,孙中山奔走国外,进行革命的宣传和组织工作。1905年8月20日,孙中山在日本东京促成了兴中会与华兴会、光复会等革命体的联合,成立中国同盟会。在同盟会成立大会上,一致选举孙中山为总理,黄兴于为庶务(负责本部日常工作)。会议还通过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不久又阐释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的政治纲领,并决定暂设总部于东京,在国内外分设支部,支部之下设立各省区分会。同盟会的成立,使资产阶级革命派有了全国的统一政,标志着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同盟会成立后,一面同改良派展开针锋相对的论战,坚持只有推翻清朝君主专制统治,中国才有前途;一面积极在国内外发展组织,联络华侨、会和新军,发动武装起义。在同盟会的领导和影响下,从1906年起,各地革命人组织的武装起义,先后达十多次,大致可分两种情况:

一种是以运动会为主的武装起义。如1906年12月湘、赣边界的萍浏醴起义习;1907年5月的广东潮州黄冈(属饶平县)起义,6月的惠州七女湖(属归善县)起义,9月的钦州防城起义,12月的广西镇南关起义;1908年3月的广东钦州上思起义,4月的云南河口起义。此外,还有光复会领人徐锡麟、秋瑾发动的皖浙起义。革命人之所以依靠会,是因为会是一支有组织的力量,容易一呼而集,其成员大多处在社会最底层,富有反抗神,且与农民群众有较多的联系,在反清起义中常常可以起冲击作用。但会的成分复杂,纪律松弛,缺乏明确的政治方向,没有充足的饷械,更少训练。孙中山等虽然提出了“整理和指导”会的主张,但一般都是在未经认真教育改造的情况下,便仓促起义,以致“发难易,成功难”,不能坚持长期的斗争。上述这些起义,大多在粤、桂、滇边陲地区。这与孙中山先夺取南方数省,然后挥师北进的指导思想有关;同时,这些地区便于从国外购运军火,获得财力、人力的援助。从单纯依靠会和依赖外援这两个侧面,反映出孙中山等人对武装起义的艰巨、复杂,以及广泛而又深入地发动工农群众的必要,还缺乏认识。

另一种是以运动新军为主的武装起义。当时,运动新军具有一定的便利条件。一是新军士兵多数来自比较贫苦的农民家庭,容易激发其革命情绪。二是新军选募的士兵,一般需要粗通文墨;其薪饷也高于旧式军队。当时正处于废除科举前后,许多贫寒的知识分子为寻求出路,便“投笔从戎”,“秀才当兵”成为较普遍的现象。而这些知识青年,容易接受民主革命思想。三是新军的中下级军官,多数从武备学堂的学生中选拔任用,另一部分则从日本等国的军事学校留学归国的学生中选拔。这样,就有一大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入新军,其中有些人是同盟会员,他们利用合法身分,秘密地从事革命活动。经过革命人的积极活动,开始出现了以新军为主的起义高潮。如1908年11月由熊成基等领导的安庆马炮营起义,1910年2月由倪映典等率领三千新军进攻广州城的起义,1911年4月27日爆发的著名的广州黄花岗起义①。这些起义,或因势寡力单,或因布置不周,或因缺乏统一指挥,且与当地群众均无联系,因而也都失败了。但愈来愈频繁的武装起义,引起了清廷极大震惊,于是三令五申,严饬各省督抚加强对新军的防范。而在革命人方面,则不断吸取了经验教训,激励了革命斗志。

新军工作做得最有成效的是武汉革命人。当时在武汉影响较大的革命体是文学社和共进会。文学社是由科学补习所、日知会、军队同盟会、振武学社等革命小体演变而成,成立于1911年初,由蒋翊武①任社长。该社成立不久,组织迅速发展,约有社员三千人。共进会是一部分原籍长江中上游的同盟会员,因不满意总部只注意在华南边境发动起义,于1907年秋在日本东京成立的。1908年10月,孙武、焦达峰①等奉命回国,在汉口设立机关,秘密发展组织,到1910年冬,会员已发展到二千余人。

在文学社与共进会成立以前,湖北的许多革命人就以运动新军为工作重点。他们认为,“革命非运动军队不可;运动军队非亲身参加行伍不可”①,因而纷纷投笔从戎,在敌人营垒中开展革命活动。他们注意积蓄革命力量,不轻率发难,反对“暗杀主义”,长期深入士兵之中,进行宣传组织工作。文学社与共进会成立后,这方面的工作更有成效,并取得了许多有益的经验。

在宣传教育方面,首先从“灌输知识”着手,在新军中秘密散发革命书刊,启发官兵的国思想。他们还注意以灵活多样的形式开展工作,如邀入参加演讲会,宣传民族危机,抨击时政;或在个别交谈中“迎机启示”;或借“讲有关故事以激励之”;或编唱歌曲、吟诗联句以传播革命道理。他们还利用报纸揭露清廷的各种黑幕和新军中的贪污舞弊行为,以激发官兵的反抗情绪。

在组织工作方面,开始时曾“专以发展军官为主”,后发现军官“人数过少,一旦发生变故,又以地位关系,不能坚持到底”,遂改为“专从士兵着手”。①在吸收会员方面,注意严格手续,保证组织纯洁。文学社简章中规定:“凡愿为本社社员者,须得本社社员三人以上之介绍,经本社派员调查,认为与本社宗旨相合者,方得为本社社员”。(为了便于领导,根据新军的建制,建立自己的组织系统,各标、营、队设代表一人,平时由标代表参加会议,研究情况,部署工作;各营、队代表分别按上级代表的部署进行活动,起义时即可成为临时指挥员。为了免遭敌人破坏,均按秘密工作原则,实行单线领导,“只有直的关系,并无横的联系”②。湖北革命人运用“借矛夺盾”的手段,长期进行争取新军的工作,使驻湖北新军中的革命力量日益壮大。1911年秋,在一万七千多人的湖北新军中,参加革命组织的将近三分之一,并有许多革命的同情者。另外,在武汉周围各县,革命人还联络了一批会、农民、士兵和学生。

三、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急剧激化,革命时机趋于成熟

与革命人联络会、策动新军组织武装起义的同时,全国各地群众的抗租、抗粮、抗捐、抗税、抢米、反洋教等自发斗争,也呈现急剧高涨的形势。据统计,1909年自发的群众反抗斗争为一百三十多次,1910年猛增到二百九十多次。参加斗争行列的有各民族和各阶层的人民,具有极大的广泛。有些斗争还把反清和反帝结合起来。蓬勃发展的全国人民的反抗斗争,预示着革命的高潮即将来临。为了阻遏风起云涌的革命风暴,清王朝于1906年又抛出了“预备立宪”的骗局。结果,不仅遭到革命人的激烈反对,而且加剧了统治集内部的矛盾和分裂。1908年,光绪帝和那拉氏相继死去,年仅三岁的溥仪继位,改年号为宣统,由其父载沣摄政。载沣积极推行集权于皇族的政策,首先将掌握军权的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罢黜回籍。接着,载沣自任代理陆海军大元帅,并任命其弟载洵为海军大臣,载涛为管理军谘处事务大臣,兄弟三人总揽了军政大权。同时,对各省督抚的军权财权作了种种限制。1911年5月,清政府颁布新订内阁官制,任命奕劻为总理大臣,成立了所谓“皇族内阁”。结果引起汉族官僚的普遍不满,清朝亲贵集的处境更加孤立。至此,清政府的“预备立宪”骗局,已被彻底戳穿。资产阶级立宪派多次请愿,要求参政的希望成了泡影,其内部也发生了分化,多数对清政府产生了离心倾向,少数开始同情或参加革命。特别是“皇族内阁”成立后,为了换取帝国主义的支持,于1911年5月悍然宣布所谓“铁路干线国有”政策,强行接收广东、四川、湖北、湖南四省商办铁路公司,将人民多年争得的路权重新拍卖给帝国主义。这一卖国行径,更激起各阶层人民的强烈反对,掀起了声势浩大的保路运动,其中尤以四川最为激烈。四川同盟会和哥老会组成保路同志军,进围成都,人数不下二十万。随之全省沸腾,各地保路同志军揭竿而起,攻州占县,形成声势浩大的群众起义。吴玉章、王天杰还在荣县宣布独立,建立革命政权,揭开了辛亥革命战争的序幕。为了扑灭四川的革命火焰,清廷派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端方,率领部分湖北新军入川镇压。各省帮命人在四川保路斗争的鼓舞下,积极准备起义。湖北革命人乘时而发,首义武昌,一个推翻清王朝的革命风暴终于来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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