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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王书谕”是真迹还是赝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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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干王洪仁玕早年执教于村学。参加革命后,一度总理天国朝政并出任文衡正总裁。他喜舞文弄墨,擅写大字,由于战乱,其手迹传世者极少。洪仁玕曾亲笔手书“福”字,镌于天京干王府照壁上。清军攻陷天京后,此碑毁于战火,今存两份拓本传世,一份藏英国伦敦不列颠博物院,一份藏国内。

洪仁玕未赴天京前,避居于香港永安村永培书室。他在永培书室墙壁上手书了“龙凤福禄寿”五个大字。“龙”“凤”两字高约182厘米,“福”“禄”“寿”三字高约120厘米。

罗尔纲先生对这五个字和“福”字碑进行了考证,认为二者笔迹一致、风格相同,确为洪仁玕手书真迹。

1973年,王庆成先生在《文物》第12期撰《洪仁玕手书“干王书谕”跋》,将“干王书谕”与上述两件洪仁玕手迹对照,发现笔迹风格一致,认为“干王书谕”是洪仁玕的真迹。此说为《太平天国》、《近代中国史稿》等著作采用。

“干王书谕”大笔直书“磨炼风霜存骨相”七字,分为两行,右行四字,左行三字。题首书“御赐金笔干王书谕”八字,八字下端钤“御赐熙载延祺”篆书文朱印一方。“相”字下端书写收藏者题识,曰:“此联为洪秀全书赐其从弟仁玕者,文虽割截而笔势豪迈,亦可想见当年驰骋之概。丁丑晚春,吾友冯君山岑出此相质,云得自农家。为题数语,亦史料也。老莱居士汪恩书雨窗并记”。未端铃“汪恩”便章三枚(见牟安世《太平天国》)。

俞丁对汪恩所藏“干王书谕”进行了考证,发表《“干王书谕”考伪》一文(载《江海学刊》1982年第2期),认为将“干王书谕”与洪仁玕手书真迹相对照,笔迹风格均不相同,“正证明‘干王书谕’纯属伪造品”。

俞文考证,“干王书谕”“磨”字中“口”字上下左右不对称,而真迹“福”字中“口”字能把握住字的重心,显得刚劲有力。“干王书谕”中“凤”字第三笔用的是带笔内勾,显得极为平常,而真迹中“凤”字第三笔为竖弯上勾,写得活泼潇洒。又,“干王书谕”中“存”字里的“子”,其坚笔在底端无顿笔,竖勾成圆勾状,而真迹中“禄”字里的竖左勾,竖笔笔锋在底端有顿,出锋成勾,竖勾鲜明。从对照结果看,笔迹不同,风格也有异。

有人曾将“干王书谕”与洪仁玕“福”字碑拓本及“龙凤福禄寿”拓本三件,未加任何说明,同时提交公安部门作笔迹鉴定。鉴定结果,认为“福”字碑与“龙凤福禄寿”为一人笔迹,“干王书谕”为另一人笔迹。鉴定结果与俞丁对笔迹的考证相同。

文物部门的有关同志及俞丁同志曾用放大镜仔细观察“干王书谕”原件,竟然清楚地看到“磨炼风霜存骨相”七个字,“字字都有描绘的痕迹,笔划的周围,显露着描绘线条。描绘线条的笔迹,与线条内的墨迹,浓淡分明,足见这不是一气呵成而是用二次写成的笔迹。”有的同志说,描绘的线条似为铅笔勾勒。如果观察不误,则作伪的年代尚不久远。

据汪恩题识说,此件系好友冯山岑“得自农家”。汪恩、冯山岑为何许人,今己难考。但从题识可以肯定,收藏者汪恩不请太平天国史实与典制。汪恩据题首“御赐金笔干王书谕”八字,认为“此联为洪秀全书赐其从弟仁玕者”。其实,所谓“御赐金笔”乃是天王洪秀全御赐给干王洪仁玕的金笔。洪仁玕曾作《题御赐金笔》诗两首并记其事说:“本军师洪忝列宗演,荷蒙真圣主暨救世幼主恩遇之隆,赐以金笔龙袍靴鞋出帅”(《钦定军次实录》)。“御赐金笔于王书谕”八字意为干王用天王御赐金笔手书谕文,而不是天王洪秀全御赐给干王的手书谕文。太平天国制度,天王文告称诏、称旨,天王、幼天王以下称谕。

题首朱印“御赐熙载延祺”,按制度,应钤于“御赐金笔干王书谕”八字上端。“于王书谕”将朱印钤于八字下端,此印当是不明太平天国典制的人所钤,而非身居天国要职的干王所钤。

针对“干王书谕”中的破绽,俞文说:“这是汪恩为了故意提高这份赝品的身价,不顾常识地编造了一个自欺欺人的骗局。”

作伪者是不是汪恩?目前尚无证据。令人生疑的是,此联何以在题首载明为“干王书谕”,而题识中却说成是“洪秀全书赐其从弟仁玕”呢?如果此联确为赝品,作伪者的目的在于牟利,对于作伪者来说,伪造“干王书谕”或“天王书谕”,其价值是一样的,此联何以出现如此明显的破绽呢?“御赐金笔干王书谕”八字如系作伪者拟就,拟文者不明文理,岂非大谬?笔迹鉴定固然有一定根据,但同一个人,由于情绪、环境、年龄、健康、笔墨等若干原因,书写笔迹与风格出现差异,亦是在情理之中。

“干王书谕”的来龙去脉尚未弄清,究竟是真迹还是赝品?看来一时还难下断论。

(华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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