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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弘景、卢藏用算不算真隐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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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隐士,即指潜居避世之人。陶弘景、卢藏用分别为南朝、唐代著名的隐士,史书多有记载。但因引用标准不同,后人对其是否为真隐士,却有一番争议。有人以为,陶弘景当然算得上是真隐士。史载,陶于齐高帝(即萧道成)任宋相时,曾被引为诸王侍读,因家贫求宰县不遂,在武帝(萧赜)永明十年辞官而去,隐居句容之句曲山,自号华陶隐居。他既好道家的神仙之说,耽于炼丹服药、辟谷导引这一套,晚年又归心释教,受戒奉佛。《南史》本传说他“特松风,庭院皆植松,每闻其响,欣然为乐。有时独游泉石,望见者以为仙人”。可见,陶弘景是一个仙气十足的隐士。

然而,有人以为陶弘景算不得真正的隐士。在这些学者看来,真隐士是一心出世、想要“超然物外”的,这可远溯至巢父、许由等人。《庄子。逍遥游》载:尧让天下于许由,许由不受,曰:“天下既己治矣,而我犹代子,吾将为名乎?名者,实之宾也,吾将为宾乎?”晋皇甫谥《高士传》也说许由因尧让天下而逃去,尧又招为九州长,许由不愿闻之,洗耳于颍滨,适遇巢父牵牛犊来饮水,见许由洗耳,问明原故,即责备许由隐居不深,污吾犊口,遂牵牛犊至上流饮之。可见,以尧之让贤授官为对自己人格的污辱,突出了以“鄙弃天下”为高,希望“独全其天”的意思,认为只有这样绝对排除“入世”的,才能算是真隐士。这反映了一种比较普遍的看法。受“巢许”

一派影响,洁身自的著名真隐士还有东汉的严子光、东晋的范宣、唐代的陆羽等人。若用这个标准来衡量,陶弘景便算不得真正的隐士。陶虽然隐居句曲山很久,但他和梁武帝萧衍的关系颇为密切,在萧衍要篡齐时,他曾援引图谶来劝进。萧衍称帝后,国家每有吉凶征讨大事,都向陶弘景征询意见,常常一月数次,时人谓之“山中宰相”。陶栖隐山林而参与朝廷机要,就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大大改变了其高人逸士的身份。可以说,“山中宰相”

的形象化之称,正好说明陶实际是不上朝的公卿大员,也揭示了不少古代士大夫“隐”的虚伪的一面。因此,身在山林,而心存魏阙的,是十足的假隐士,如陶弘景之流。

至于说到唐代的卢藏用,有人指出:其人更是典型的假隐士了。据新、旧《唐书。卢藏用传》、唐刘肃《大唐新语。隐逸》等记述:卢藏用中了进士后,不得调进,就隐居终南山,学炼气、辟谷之术,而一心不忘仕进,被人视为“随驾隐士”。武后长安年间,召授左拾遗,即以隐士的高名得官,嗣任中书舍人、吏部、黄门侍郎、修文馆学士、尚书右丞等职,并以谄事权贵、奢纵而获讥于时。后来,卢因附太平公主被流放,失势而终,不仅并非高士,而且品格甚为卑污。有一次,卢藏用指着终南山对道士司马承祯

夸耀说:“此中大有嘉处”。可这位道士却毫不客气地答道:“以仆视之,仕宦之捷径耳。”一下子戳穿了他的假面具。推究根源,卢藏用以退为进、以隐求官,能够称心如意,主要是封建社会“举逸民”的征辟制度流于形式,给了他投机取巧的机会。卢藏用假隐士的露骨相,是比陶弘景更为明显的。尽避如此,有的学者仍引用古人的有关论述,认为陶弘景、卢藏用还可算隐士一类,他们的行为和前人的观点并不矛盾。《论语。季氏》说:“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吾闻其语矣,未见其人也。”清刘宝楠《正义》云:“隐居求志者,行义达道,若伊尹耕莘,而乐尧舜之道,及汤三聘而行其君臣之义,以达其所守之道者也。春秋之末,贤人多隐,故长沮、桀溺、接舆丈人,皆洁己自高,不复求其所志。夫子未见之叹,正缘于此。然夫子处无道之世,周游诸侯,栖栖不己,而又言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隐者,即此隐居求志之谓,非如隐而果于忘世也。”这段话把孔子的原意阐发得非常透彻,可见儒家所谓“隐居”,本非“忘世”,而是“养志”待时,遇到能施展抱负治国平天下的机会,并不排斥出仕。也可以说这时的“养志”,正是为将来的出仕作准备。“危邦不入,乱邦不居,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已经成为儒士依违仕隐之间的原则与借口,或先隐后仕,或仕而不隐,或隐而复出,个人的升沉起伏,实际主要在于时势的推移和政局的变化,并不完全为自己的意志所决定,古时世乱则隐士多,正是“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的反映。隐在待时,一出即为王者师,是古代隐士的理想际遇。殷周时的傅说、吕尚和三国时的诸葛亮可以说是这方面的典型,这三人“出世”与“人世”未尝对立,并且受到了后世的极大尊重。既然这三人进入仕途而被称为隐士,那么,陶弘景、卢藏用自然仍可称其为隐士,尽避彼此在人格上有区别。

纵观古代所谓隐士,像巢父、许由等隐士毕竟不多,而不少隐士总和“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他们来说,“仕”是出路,“隐”是退路,两者常起伏不定,随时消长。因此,判别隐士的真与假,都不能离开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和具体情况。

(俞奭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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