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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仲景当过长沙太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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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末年(公元二世纪末期),中原大地,战事连年,兵戈扰攘,天灾频仍,瘟疫四起,民不聊生。据《后汉书》载:汉灵帝建宁四年到中平二年(171—185年)之间,就流行过五次大疫。穷苦的百姓,只要染上疾病,其死亡者,三分有二,而死于伤寒者(中医指一切外感热病,包括各种流行病)

十居其七。真是一片“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凄惨景象。对于瘟疫,当时的医生“各承家技,终始顺旧”,他们墨守成规,束手无策,而巫术迷信却乘机盛行于世。

这时有一位青年人,感愤于统治者不关心人民的疾苦和士大夫们一心追逐荣华富贵,轻视医术的局面,“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抛弃仕途,发愤钻研医学理论,写了中国医学史上划时代的临症医学巨著——《伤寒杂病论》,从而为祖国医学的发展,为中华民族繁衍昌盛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位青年人,就是东汉时期的名医张机(字仲景,约150—219年)。《伤寒杂病论》首次创立了一整套包括理、法、方、药在内的中医辨证诊治的临症理论。据明代李濂《医史》载:名医华佗拜读此书后,曾拍案叫绝:“此真活人书也!”1700年过去了,后代医家至今仍在运用辨证诊治的原则来诊断和医治疾病。张仲景也因此被后人尊为“医中之圣”。

然而,由于封建社会中轻视自然科学思想的影响和古代史家的疏忽,在正史中,如《后汉书》、《三国志》等,竟找不到有关张仲景生平的只字片语,更不用说为其立传了。这样就为后人研究张仲景的生平事迹,留下了一些悬而未解的“千古之谜”。例如,张仲景的故里在何处?他是否出任过长沙太守?如此等等,都是学术史上长期没有搞清楚的问题。

关于张仲景故里,学术界一般认为是东汉南郡(今河南省西南部和湖北省北部一带)。但是古代的南郡辖有36个县,张氏故里究系南郡何县呢?历来说法不一:一、南郡涅(今河南省南县)。赵璞珊的《中国古代医学》和俞慎初的《中国医学简史》都持这一观点。二、南郡涅(今河南省邓县)。甄志亚的《中国医学史》(教材)、廖国玉的《张仲景故里涅考》(《中医杂志》1982年第2期)都作如是观。廖国玉认为,根据《水经注》、《明嘉靖南府志》、《清乾隆邓州志》、《康熙字典》等史料分析,古代的涅又谓邓州,即今河南省南地区的邓县,涅在成名之后,一直属邓州所辖。1964年当地群众在邓县穰东镇曾挖出一个铜壶,上刻“涅”二字。因此,张氏故里应为邓县穰东镇。三、南郡蔡(即今湖北省枣县)。范行准在《张仲景传略》(载《中华医史杂志》1983年第3期)

一文中持这一观点。四、南郡棘(即今河南省新野县东北)。尚启东的《张仲景传略考》(载《浙江中医学院学报》1979年第6期)和杜雨茂的《关于张仲景生平一些问题的探讨》(《陕西中医学院学报》1982年第2期),都坚持这一论点,尚启东认为,《隋书。经籍志》引《湖广旧志》说:“张机字仲景,南人”。清代《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医学名流列传》引《密府志》记载相同。另外,《太平御览。何颙别传》记:“同郡张仲景总角造颙”。何颙为南郡襄乡人(今湖北省枣县东北),何氏与张氏同一郡而不同一县,且“总角”为10岁左右幼童未冠之称。古时交通不便,孩儿不能远行,可见两人相隔一定不远。据考:东汉时襄乡、棘二县是接壤的。因此,张仲景为棘人是可信的。

关于张仲景是否当过长沙太守,学者们的观点不同,有肯定论和否定论两种。肯定论:如廖国玉在《张仲景官居长沙太守的三项根据》(《中医杂志》1982年第4期)中认为:张氏任长沙太守是历史的事实。理由是:首先在历代医籍中有明确记载。北宋仁宗嘉祐年间,林仁等奉诏校正医书,在序言中引了唐《名医录》的论述,认为张氏“官至长沙太守”。此序是向皇帝写的奏章,因此是可信的。其次地方志史料中也有记载。如明崇祯《长沙府志》,清康熙《长沙府志》以及明清时期的《南府志》、《邓州志》中,都有张仲景守长沙的记载,最后,1981年11月,在南医圣祠发现了据说是晋代的石碑,上刻“汉长沙太守医圣张仲景墓”等字。

否定论:如裘沛然在《张仲景守长沙说的商讨》(《新中医》1984年第11期)一文中认为:张仲景守长沙是出于后人的伪托。理由是:一、所谓发现的晋代古石碑,据考证,碑为东晋古物之说难以成立。尊仲景为医圣之称,最早未早于宋代,这一尊称直到清代才为众口所归。晋代仲景何来医圣之称?

可见立此碑的年代最早不越宋元,可能还要晚些。二、根据史料分析,东汉年间历届长沙太守中并无仲景之名,且从时间上看来也不可能由仲景任职。三、晋唐医籍,如王叔和之《脉经》、皇甫谧之《甲乙经》等等,都离仲景不远,但都未提其守长沙之事。四、仲景在其所述《自序》中,对仕官的鄙视和淡漠表现得非常清楚,当然就谈不上当太守了。

(冯兆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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