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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析扇是“舶来品”还是国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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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梅兰芳先生演《贵妃醉酒》时,雍容华贵的杨贵妃醉酒时手拿一把描金纸折扇,在花丛间载歌载舞,道不尽深居宫禁的苦闷和无聊。小小的一把纸折扇,真是一件重要的道具,对刻画人物格起了重要作用。纸折扇今日十分流行,但盛唐时究竟可有此物?梅先生为杨贵妃设计的这把纸扇究竟是史有所据,还是艺术的想象?

一般以为纸折扇是“舶来品”,出现远在唐后,而且是道地的洋货。此说见于明代陈霆《两山墨谈》(卷十八),他说:“宋元以前,中国未有折扇之制。元初,东南夷使者持聚头扇,当时讥笑之。我朝永乐初,始有持者,然特仆隶下人用以便事人焉耳。至倭国以充贡,朝廷以遍赐群臣,内府又仿其制以供赐予,于是天下遂遍用之。而古扇则惟江南妇人犹存其旧,今持者亦鲜矣。”明代陆容《菽园杂记》(卷五)基本亦持此说,但他提供了一个新的刺料:“折叠扇,一名撒扇,盖收则折叠,用则撒开,……闻撒扇自宋己有之,”陆容所记虽属传闻,但将纸扇的出现提前到宋代,这是正确的。

苏东坡云:“高丽白松扇。展之广尺余,合之止两指许”,就十分形象地描绘了纸折扇的形状和说明了他的原产地是在朝鲜。宋人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第六十《风俗杂志。日本扇》条引王辟之《渑水燕谈录》称:“熙宁末,余游相国寺,见卖日本国扇者,琴漆,以鸦青纸厚如饼,揲为旋风扇,淡粉画平远山水,薄暗以五彩,近岸为寒芦衰蓼,鸥鹭伫立,景物如八九月间,舣小舟,渔人披蓑钓其上。天末隐隐有微云飞鸟之状,意思深远,笔势妙,中国之善画者,或不能也。索价绝高,余时苦贫,无以置之,每以为恨。其后再访都市,不复有矣。”值得注意的是王辟之所记折扇,着眼点是其书画之妙,并非记扇之奇,据此可以推断折扇在宋时即非司空见惯当亦非罕见之物。王辟之这段话还告诉我们纸扇的形制在当时已十分考究,而且已是配有妙的书画的美艺术品。至此我们可以断定在北宋时中国已有纸扇出现,只是据苏东坡说折扇是朝鲜所出,王辟之所记则为日本货,那末看来折扇据宋、明人所说该是“舶来品”了。现时有人在报刊著文亦直言“宋、元两代,折扇是珍贵的舶来品”。(《扇子的历史》,见《人民日报》1982年6月13日)

然而清代钱咏《履园丛话》卷三《考索。扇》条称:“或谓古人皆用扇,今之折扇是日本、朝鲜之制,有明中叶始行于中国也。案《通鉴》:”褚渊入朝,以腰扇障日‘,胡三省注云:“腰扇,佩之于腰,今谓之折叠扇。’则隋唐时先有之矣。”查褚渊,字彦回,本是南朝宋文帝之婿,为宋明帝所信任,后参与萧道成代宋的活动。南齐建立后被封为南康郡公,任尚书令之职。钱咏的这条“考索”,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是胡三省为《资治通鉴》所作的这条注,胡三省是宋元之际的著名史学家,治“通鉴学”甚深,所作《资治通鉴音注》历来为史学家所重视。胡三省为褚渊“腰扇”作注明确称“今谓之折叠扇”,这除了告诉我们古之“腰扇”即宋之“折叠扇”,再次证实宋对确有折叠扇外,又证明了在南北朝时中国即有折扇,这有力地证明了折扇不是“舶来品”,而是道地的国货,又将中国折扇出现的时间大大地提前了几百年,反映了中国古代手工艺技人的聪明和才智。

现在问题可以回到本文开头提出的盛唐时究竟有没有这种折叠扇了。据胡三省的注文应该是肯定的。对此我惊叹于梅兰芳先生在艺术上的认真严肃神。折扇这样一件生活中的日用品。并未见有正史记载,前代文人记载又多异说,就是认真读过《资治通鉴》的恐怕也很少注意到胡三省的这段注文。

故此梅先生要给杨贵妃拿上这把扇子,分量是够重的,很不容易的。折扇始见于南北朝,原产地为中国,不是“舶来品”而是国货,这个问题似乎解决了。但心中还不踏实,这是因为胡三省的注毕竟只是一个“孤证”。加之唐离南北朝不远,初唐欧询编的类书《艺文类聚》第六十九卷《服饰部上》专有一条“扇”,盛唐时徐坚编的类书《初学记》第二十五卷《器物部》亦有一条“扇”,这两本大型类书,搜罗材料颇广颇全,对扇的源流均道之甚详,可单单都没有提到“腰扇”(折扇),这是什么原故?是失传了还是因为别的原因?如果折扇确是中国发明的,又是何时传到日本和朝鲜的?总之,此中之“谜”,还是值得进行探索的。

(顾志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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