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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识的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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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亮迷人的万达,或者照身份证 上的记载:荣誉公民娜斯塔西娅·卡纳夫金娜,刚出医院就落人前所未遇的困境:既无安身之处,又身无分文。怎么办?

她头一件事就是跑到信贷所,把她唯一的宝物--一枚绿松石戒指典当了。他们付给她一个卢布,可是……一个卢布能买什么呀?这点钱买不了时髦的外套,买不了漂亮的高帽,买不了古铜色的鞋子,而没有这些东西她总觉得就像光着身子一样。她感到不只是行人,就连那些马和狗也盯着她看,嘲笑她这身不像样的衣服。她一心只想着穿戴,至于吃饭住宿问题倒一点也不让她着急。

“只要遇到一个相识的男人……”她心想,“我就有钱了……谁也不会拒绝我,因为……”

可是相识的男人一个也没有遇到。晚上在“文艺复兴”俱乐部倒不难碰见他们,不过现在她穿着这身难看的衣服,也不戴帽子,人家是不放她进门的。怎么办?经过长时间的折腾,她也走累了,坐腻了,想烦了。万达决定使出最后一招:干脆找上门去,跟某个相识的男人讨点钱。

“找谁好呢?”她寻思,“米沙不行,他是有家室的人……红毛老头子正在上班……”

万达想起了牙科医生芬克尔,一个改信东正教的犹太人。这人三个月前曾送她一只手镯,有一次在德国俱乐部晚餐席上她往他头上倒过一杯啤酒。想起了这个芬克尔,她高兴得手舞足蹈了。

“他只要在家,肯定会给钱的。”她一路上想道,“他若不给,我就把他家的灯全给砸了。”

她走到牙医家门口时,已经想好了主意:她格格笑着跑上楼梯,飞也似地奔进他的诊室,向他讨二十五卢布……可是,她正要拉门铃,这主意不知怎么从脑子里跑掉了。万达顿时胆怯心慌起来,这在从前是不曾有过的。其实她只在一群醉汉中才大胆而放肆,现在穿一身家常便服,充当一个平平常常的乞讨者的角色,这种人是完全可以拒之门外的。想到这里,她便感到自己心虚,低三下四。她又羞又怕。

“也许他已经忘了我……”她又想,还是不敢去拉门铃,“穿这身衣服叫我怎么能去见他呢?简直像个叫花子或是小市民……”

她犹豫不决地拉了一下门铃。

门后传来脚步声,这是看门人。

“医生在家吗?”她问。

此刻,如果看门人说声“不在”,她会更高兴些,可是对方没有回答就让她进了门厅,帮她脱去大衣。这里的楼梯她觉得富丽而气派,不过在全部富丽堂皇的陈设中,她首先注意到了一面大镜子,看到了一个破衣烂衫的镜中人,没有漂亮的帽子,没有时髦的外套和古铜色的鞋子。万达甚至感到奇怪,怎么她现在穿得这么寒槍,倒像是女裁缝或洗衣妇,她心里只有羞耻,早没有那份放肆大胆的劲头,思想上她也不认为那人是万达,而是从前那个娜斯佳·卡纳夫金娜……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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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娜斯佳为娜斯塔西娅的小名。

“请进!”女仆说着把她领进诊室,“医生马上就来……您坐呀。叫

万达坐进软椅里。

“我这么对他说:请借我几个钱!”她心想,“这样体面些,毕竟我们是熟人。只是这个女仆最好出去。当着女仆的面多么难为情……她老站在这儿干什么?”

过了四五分钟,房门开了,芬克尔走了进来。这是个肤色发黑、身材高大的犹太人,腮帮子肥嘟嘟的,眼睛鼓出。那脸蛋,眼睛,肚子,粗壮的大腿--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那么臃肿、讨厌、冷漠。在“文艺复兴”俱乐部和德国俱乐部,他通常喝得醉醺醺的,肯在女人身上大把花钱,心甘情愿受她们的嘲弄(比如,那次万达往他头上倒了一杯啤酒,他只是微微一笑,伸出一个手指吓唬她一下)。眼前的他却是脸色陰沉,睡眼惺松,看上去一本正经,神情冷淡,像个官僚。他嘴里还嚼着什么东西。

“您有何吩咐?”他问,正眼不看万达。

万达看看女仆那严肃的面孔,再看看芬克尔大腹便便的身子,显然他认不出她来了,她不禁脸红了……

“您有何吩咐?”牙医再问时已经生气了。

“牙……牙疼……”万达嚅嗫着说。

“啊哈……哪个牙?在哪儿?”

万达想起她有一颗蛀牙。

“右边,下面……”她说。

“嗯哼,张嘴!”

芬克尔皱起眉头,屏住呼吸,开始检查病牙。

“疼吧?”他问,拿个铁家伙在牙齿里抠。

“疼……”万达瞎说了一句。她想:“提醒他一下,他一定认得出……可是……女仆在!她老站在这儿干什么?”

芬克尔忽然对着她的嘴呼哧呼哧地直喘气,像火车头似的。他说。

“这牙我劝您别补了……您这牙没用了,有没有都一样。”

他又在牙齿里捣腾一阵,烟熏的手指弄脏了万达的嘴唇和牙床 。他又屏住呼吸,把一个冰冷的东西往她嘴里一塞……万达猛地感到一阵剧痛,她尖叫一声,抓住了芬克尔的手。

“不要紧,不要紧……”他嘟哝说,“您别害怕……您这牙反正没有用处。勇敢一点。”

烟熏的手指沾着血捏着一颗拔出来的牙齿送到她的眼前。女仆走过来,把杯子放到她嘴边。

“回家用冷水漱漱口……”芬克尔说,“血就止住了……”

他站在她面前,一副盼着来人快点走开、不再来打搅他的模样。

“再见……”她说,转身朝门口走去。

“哎!那谁给我付诊费呀?”芬克尔用戏谑的语气问。

“噢,对了……”万达想起来,一下子脸红耳赤,忙把用绿松石戒指当来的卢布给了芬克尔。

来到街上,她感到比原先更加羞辱。不过现在她已经不觉得贫穷可耻。她已经不在乎她没戴漂亮的帽子,没穿时髦的外套。她走在街上,吐着鲜血,每一口鲜血都告诉她:她的生活很糟糕,很艰难,而且蒙受着种种屈辱,不但今天,而且明天,一周后,一年后--一辈子都这样,直到死……

“啊,这太可怕了!”她喃喃自语,“天哪,太可怕了!”

不过第二天她已经回到了“文艺复兴”俱乐部,又在那里跳舞了。她头上戴着新的大红帽,身上穿着新的时髦外套,脚上的鞋子是古铜色的。一位从喀山来的年轻商人正请她吃晚饭呢。

一八八六年五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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