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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小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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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家里的这些事,我们在外面什么也不说,我们首先学会对我们生活中最要紧的事——贫穷——保持缄默。还有,对其他的一切也一样保持缄默。那些最初 的秘密,这个词显得有点言过其实,那就是我们兄妹的情人,我们那些在村外的幽会,最初是在西贡的街头,后来在客轮上、火车上,尔后则无处不去。

傍晚时分,尤其是在旱季,突然心血来潮,她叫人把屋子上下彻底洗刷一遍,她说这是为了干净,为了凉爽。我们的房子就建在土堤上,和园子 隔开,使它免遭毒蛇、蚊子、红蚂蚁、湄公河的水患以及季风带来的水患的袭击。由于房子地势较高,所以大扫除时可以用大桶水、大桶水地冲洗,可以让它象园子 一样全都泡在水里。水顺着台阶往下流,流进了院子、灌进了厨房。那些小男仆特别高兴,我们和他们在一起嬉戏,大家互相泼水,然后我们用马赛的肥皂洗刷地 面。大家都光着脚丫,也光着脚丫。笑啦。这个时候我们怎么闹她都不会反对。整座房子香气扑鼻,它有一股被暴雨冲刷过的湿泥土所散发的那种清香气 味,这股泥土的气味一旦和马赛肥皂的气味,和纯正、正派的气味,和那衬衣的味道、母亲的味道,和母亲那纯朴、宽宏的味道掺杂在一起的时候,就会产生一种令 人心旷神怡的香味。水一直流到小道上。男仆的家属都来了,连他们的客人也来了,邻居白人的孩子也来了。看着满屋子家具横七竖八、杂乱无章,非常高兴。 有时会格外高兴,每当她忘掉苦恼的时刻,每当她清洗屋子的时候,那就是她最幸福的时刻。走进客厅,弹起钢琴,她只会弹那首早先在师范学校学过的、 如今还背得出来的曲子。她唱着歌。有时甚至边弹边唱。她站起来,一面唱、一面跳。房子突然象一个池塘,一块河边的田地,一片水滩,一个沙滩。而我们才感到 高兴。

正是那两个最小的孩子——小妹妹和小哥哥——首先乐极生悲,想起不愉快的往事,于是立即收起笑容,向那暮色苍茫的园子中走去。

写到这里的时候,我突然想起当我们用清水洗房的时候,大哥并没有在永隆,当时他住在我们在法国的保护人——洛特-加龙省的一位乡村神甫家里。

大哥偶然也有笑的时候,可他从没有象我们一样笑得那么欢。我把什么都忘记啦,我忘了谈起这个,我和小哥哥都是笑的孩子,我们常常笑得喘不过气来。

战争和童年给我留下了同样灰色的记忆。我把战争时期和大哥在家里的统治混淆在一起。这也许是因为小哥哥就死在烽火连天的时刻:他的心脏,就象我 上面所说过的已经停止跳动。我相信,在战争期间,哥哥一直没再见过弟弟。对他来说,弟弟的死活再也没有了解的必要。我觉得这场战争就象他本人一样,四处漫 延,无孔不入。偷窃、毒害,无处不在,一切都和它搀和、搅混在一起,它存在于躯体中,存在于心灵里,醒时可见,梦里萦绕,就在那块令人慕的领土上,它时 时刻刻无不为热衷于侵占孩子、弱者以及被征服的人民躯干而苦恼,这一切全都是因为邪恶就在那里,在家家户户之中,残害生灵。

我们又回到他那单身的住处。我们相亲相,难分难舍。

我有时并不回寄宿学校,而在他身边过夜。我不大愿意躺在他那热扑扑的确里睡觉,只是和他同屋就寝、同入梦。有时我也逃学。夜里,我们上城里的 馆子吃饭。他给我洗澡、给我化妆、给我穿衣服,他喜欢我。我是他生活中最喜的女人。他总是害怕我另有外遇而整天担心受怕。而我对这种事情从来就不在乎。 也无惧怕。他之所以担心吊胆,还因为他意识到,我不仅是一个白人姑,而且我年纪太轻,万一泄露天机,那他将锒铛入狱。我是守口如瓶,并打算继续向、 专项是大哥撒谎。我嘲笑他胆小如鼠。我对他说我们家穷得很,根本就打不起官司,再说过去她也打过不小官司,可全都一败涂地。无论是为了那本土地册,还 是抗议行政当局或地方总督,甚至反对现行法律,她无不一一以失败告终,她不懂得吸取教训,叫她心平气和地等待、再等待,她办不到,她大声疾呼,那也不过是 白费唇舌,枉费心机。对我们的事,她也将会如此而已,全然不必担心害怕。

玛丽-克洛德.卡彭特是一个美国人,我好象记得她是从波士顿来的。她那双灰蓝色的眼睛十分明亮,总是那样炯炯有神。那是1943年的事。玛丽- 克洛德.卡彭特是一个红颜刚谢的金发女郎,长相相当俊俏,她常常露出一丝转瞬即逝的微笑。我突然想起她说话时那种和她寻细尖嗓子不大协调的低沉的声音。她 也已经四十五岁了。她住在十六区,就是在阿尔木桥附近。她的寓所就在塞纳河岸边一幢楼房的最高一层。我们常常到她家里吃饭;冬天吃晚餐,夏天吃午餐。饭菜 都是从巴黎一流的馆子订来的。菜色总是相当体面不过份量不算多,只是勉强够吃。我们向来只能在她家里才能见到她,从没有在外面见过。有时候,她家里也来一 个马拉尔梅式的诗人,可经常也有一两个,甚至叁个文人,不过他们往往只来一次就再也不见露面了。我一直弄不清楚她是从什么地方邀请来这班人,在什么地方认 识他们的也搞不明白到底她为什么要邀请他们来。这班文人,我从来也没有听说过一个,既没有读过,也没有听别人说过他们的作品。用饭的时间并不长。大家谈了 许多关于战争的事,那是斯大林格勒战役的事,时间是1942年终末,玛丽-克洛德.卡彭特听得多,打听的也多,就是很少说话。竟然有这么多的事她都不知 道,她常常为此感到惊奇,她笑了。一吃完饭,她就起身告辞,因为听她说,她还有事要做。她从来也不说到底她在忙什么。每当我们人数较我的时候,在她走了以 后,我们继续在那里呆上一两个钟头。她常对我们说:你们想呆多久就呆多久。在她不在的时候,谁也不议论她。其实我想谁也广议论不了她。因为实际上谁也不了 解她。我告辞回家,心里总有种似乎白天做了场噩梦的滋味,好象是在陌生人家里呆了几个钟头,那些客人也都如此,彼此都不认识,似乎都在那里消磨时间,得过 且过,没有任何人情或其他方面的动作。到了那里就象穿越了第叁国国界,又好象是乘火车旅行,或者是在医院的候诊室里,在旅馆或在广场。夏天的时候,我们就 在那向着塞纳河的宽阔的平台上进午餐,并且在占满整个屋顶的花园里喝咖啡。那里还有一个游泳池,可谁也没下去游泳。大家举目眺望巴黎,那空荡荡的大街,还 有河流和小巷。在那些行人稀少的街巷里,卡特莱兰花绽开着绚丽的花朵。我常常看着这位玛丽-克洛德.卡彭特,几乎是随时都盯着她,弄得她有点不好意思,但 我却无法移开视线。我之所以盯着她,目的是想看到这位玛丽-克洛德.卡彭特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为什么她总在这里而不去别处?为什么她要从如此遥远的波士 顿来到这里?为什么她是如此富有?为什么人们对她竟然一无所知,丝毫不了解她的任何底细?为什么她总要似乎是迫于无奈地接待这些客人?为什么在她那深邃的 眼睛里有某种死亡的微粒?为什么玛丽·克洛德·卡彭特所有的裙子都似乎缺少一点令人说不出来的东西,使得这些裙子仿佛不完全是她自己的,仿佛要是这些裙子 穿在别人身上也会有同样的效果。这些裙子颜色都不鲜艳,端庄正统,非常浅淡,甚至是白色的,好象严冬里穿起雪白的夏装一样。

还有一位名叫贝蒂.费尔南代兹的。每当女人的形象在记忆中回荡的时候,男人的形象永远也不可能在这个时候挤进来。贝蒂.费尔南代兹也是一个外国 女人。一提起她的名字,她就仿佛展现在你的眼前,你看,她正漫步在巴黎街头,她是个近视眼,看东西总要凑得很近很近。她常常眯起双眼,以便看得更清楚,当 她向你问好的时候,手总是轻轻一握,你好!身体好吗?如此而已。现在她早已去世了。也许已经有叁十个年头了。我还记得她那潇洒文雅的风度,现在想把她的风 度忘掉已经是不可能的,没有什么东西能损坏她那完美的形象,不管在任何情况下,在任何年代里,无论是寒冷还是饥饿,无论是德国的失败还是那罪孽的彻底暴 露,这一切都将永远无损于她。她永远凌驾于历史之上而出现在巴黎街头,尽管这段历史是可怕的。她的双眼炯炯有神。她穿着一身玫瑰色的旧裙子,头上戴着一顶 沾满尘土的遮陽帽,步行在陽光下的马路上。她身村颀长,苗条,仿佛是一幅中国的水墨画,又象是一尊雕刻出来的艺术品。街上行人都不禁驻足观看,都为这位低 头前行的确国女郎的美丽姿容感到惊讶。真是一位绝代佳人。人们从来也不知道她是从哪里来的。大家只是估计她来自外乡,来自异邦。她很漂亮,她的美貌?

贝蒂·费尔南代兹不但接待客人,而且也有她的“接待日”。有时我也去赴约。有一次,我在里还见到了德里厄.拉罗歇尔,此人明显患了傲慢症,他沉 默寡言,为了不显得屈尊受请,他用假嗓子、用一种类似翻译的语言说话,吞吞吐吐、极不自然。可能当时还有布拉齐亚克,不过我已经记不清了,真是后悔莫及。 萨特是从来不上那个地方去的。当时还有许多蒙帕纳斯的诗人,可惜我也记不得他们的名字,一点也回忆不起来了。当时没有德国人。我们不谈论政治,只谈论文 学。拉蒙.费尔南代兹高谈阔论巴尔扎克。我们常可以听他说个通宵达旦。他对巴尔扎克真正伟大之处谈不出半点,几乎忘得光,而所谈的实际上也是十有九虚。 他并没有提供多少有关巴尔扎克的情况,只是发表自己的见解。他谈论巴尔扎克就象谈论他自己的的经历一样,相传他本人曾一度试图成为巴尔扎克其人。拉蒙.费 尔南代兹具有崇高的谦恭神,甚至在他的学问中也充满着这种神。当他在利用他的知识的时候,他便带着这种固有的坦白态度,从不立足于自我表现。他是一个 诚恳的人,如果您有幸能在街上或在咖啡馆里碰见他,确实是一件高兴的事。他同样也会很高兴见到您,并且说真的,他的确乐于向您致意。你的身体好吗?这句话 是按英语的句式说出来的,句子中间没有逗号,并且带着一阵笑声。须知这笑里藏刀,不怀好意。对这么一场赤的侵略战争,以及由此而来的不可逃脱的灾难, “抵抗运动”、“法德合作”,还有挨饿、受冻、迫害与耻辱等等,能付之一笑了事么?

她,贝蒂.费尔南代兹,她也只会谈论人,谈论那些她在街上看见的,或者是她所认识的人,谈论他们的身体健康如何。谈论商店货柜里还剩下什么可以 卖的东西,还有什么增加牛和鱼类的配给供应,缓和供应短缺以及解决人们挨冻受饿的措施等等。对生活她向来了解得细致入微,在这方面她一贯表示对人的友好 和关怀,既真挚,又温情。费尔南代兹一家人都是“合作者”。贝蒂.费尔南代兹曾经看着德国占领下那些空无一人的街道,看着巴黎,看着广场上那些芬芳吐艳的 卡特莱兰花。她和另外一个女人玛丽-克洛德.卡彭特一模一样。她们都有“接待日”。

他用他那辆豪华的黑色轿车把她送回寄宿学校去。为了背人耳目,他把车停在离校门梢远的地方。此时已是茫茫夜色。她一走下车就跑了起来,连回个头 也没有。一走进大门,她就看到宽阔的场上仍然灯火辉煌。当她刚在走廊露面的时候,她就发现她正在那里等着她,她已经显得非常不安,笔直地站在那里,脸上 没有一丝笑容。她问她:你上哪儿去了?她说:我没有回来睡觉。她并没有解释为什么,而埃莱娜·拉戈内尔也没有追问下去。她摘下那顶玫瑰色的帽子,然后把辫 子松开,打算上睡觉。今天你连学校也没去吧?是没有去。埃莱娜说他们已经给我们学校来过电话,所以她才知道她逃学了,还叫她必须找总学监去。有许多姑 呆在场上黑暗的角落里,她们全都穿着白色的衣服。树上挂着一些特大灯泡。有些教室仍然是灯火通明。有的学生还在学习,有的则呆在教室里聊天,打扑克牌, 或者唱歌。学校没有给学生规定睡觉的时间,因为白天实在太热,所以夜里就随便一些,学生们和那些年轻的女舍监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在这所国立寄宿学校里, 我们俩是唯一的白人姑。这里有不少混血儿,其中大多数都是被她们的父亲所抛弃的,这些父亲都是一些士兵、水手,或者是海关、村镇、公共工程等部门的小职 员。他们多半是来自公共救济处。这里还有几个“四分之一混血姑”。根据埃莱娜·拉戈尔内的猜想,法国zheng府将把这些姑培养成为医院护士,或者孤儿院、麻 风病院、神病院的女监护。埃莱娜·拉戈内尔还认为有些姑将被送到霍乱和鼠疫患者的检疫站去工作。这就是埃莱娜·拉戈内尔所相信的,所以她哭起来,因为 这些工作没有一个是她愿意干的,她常常说她无论如何要从这所寄宿学校逃出去。我去见那位值班女舍监,她也是一个年轻的混血女人。她很注意埃莱娜和我的行 动,她说:您没有上中学去上课,昨天夜里也没有回这里来睡觉,我们只好通知您的母亲。我对她说我没有别的办法,但是从今天起,我将尽量每天回到寄宿学校睡 觉,我还说这件事没有必要跟我母亲说。年轻的女舍监看着我,微笑地看着我。

后来我又重新开始原先那种生活。事先我也给打过招呼,她特意来到寄宿学校找女校长,请求她晚上让我自由活动,不要硬规定我归校的时间,同 时也要求她不必强求我参加寄宿生的假日散步。她说;我这个孩子自由惯了,如果不给她自由,她就会跑掉,就连我这个当的,对她也毫无办法可想。我就得让 她自由。

女校长允许我象住旅馆一样住在她的寄宿学校里。

很快,我的手上就带上一枚订婚的钻石戒指。那些女舍监也就不再给我提意见了。人们原先以为我根本就没有和人订婚,可是这颗钻石价值昂贵,谁也不会怀疑它不是真货,而正是这颗送给年轻姑的贵重的钻石戒指使得谁也无话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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