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 黑白片 24本
中国上海昆仑影业公司摄制
编导：孙瑜 摄影：韩仲良 主要演员：赵丹(饰武训) 周伯勋(饰张举人) 吴茵(饰钱妈) 王蓓(饰小桃) 张翼(饰周大)
【剧情简介】
这是一部根据清朝末年历史人物武训(1838～1896)的主要生平事迹为内容的艺术传记片。1949年12月5日在山东堂邑县柳林镇武训墓园前，举行武训111周年诞辰纪念大会，会后，一群小学生围着女教师发问：“先生，武训干啥要讨饭办义学?”随着女教师缓缓的话音：在清朝的时候，有钱有势的人压着咱们。有钱的孩子才可以念书，咱们穷人、庄稼人的孩子是不能念书，不准念书的。可是武训他老人家就不管这个!他说穷人也一样是人，穷人就不能念书吗?银幕渐渐呈现武训一生苦操奇行的幅幅画面……
小武训五岁时死了父亲，跟着多病的母亲在武家庄讨饭度日，七岁那年，他在路上拾到一本破旧的《三字经》，对娘说：“我要念书!”娘说：“咱们家穷得没饭吃，怎么念得起书?咱们武家庄又没有义学，念书是要钱的。”一直渴望着能念书的武训，用跟着卖艺人在村上杂耍，乱翻跟斗、打拳踢腿、变戏法、唱小曲等挣得的两百文铜钱，壮着胆子，一手捏着钱，一手拿着一本拣来的《三字经》，直奔私塾，在老师桌边跪求： 老师，我也要念书! “小花子……要念书? ……哈哈……” 学生们乱哄哄地闹起来了。老师瞪眼跷胡子地骂道：“哼!你……你也配念书?……滚，滚出去!”小武训在众人的笑骂声中被赶出了私塾大门。童年武训一直向往着的美梦破灭了，痛苦地感到穷孩子是念不了书的。惶惑地回到家里，娘因心脏病忽然发作已倒下了。他哭喊着娘，娘已说不出话。此后孤苦伶仃的武训在一位善心伯母的照顾下度过了苦难的童年。他娘给他的，逗他玩的泥娃娃不倒翁一直陪伴着他。14岁后武训不得不外出找工，肩背布褡，手执铜瓢，在各村庄流浪。
17岁那年，武训流浪到薛庄店村，第一次看到了比武家庄大好几倍的大村庄和豪门大院的大气派。正当武训畏缩地向大院望着时，大院主人张举人的管家赵熊大声吆喝：干什么的?武训嗫嚅着回答：“我是……找扛活的。”院里正忙着向仓库运送麦子，武训就被叫进去加入扛麦袋的队伍。武训干活肯卖力，人家扛一袋，他偏扛三袋，这情景正好给回府的张举人瞧见，就嘱咐赵熊：这小子还有一点牛劲，把这小子留下吧!张举人是富甲一乡，骡马成群的豪绅乡宦。他家在正房朱檐下挂着一块“为善最乐”的金字招牌，却干着高利盘剥、侵占田地、包揽词讼、敲诈勒索的恶霸行径。农妇陈二嫂借了举人家四奶奶的钱，不断地“驴打滚”，迫她交出田地还债。她向管家赵熊求告：“赵二爷，求您给举人老爷再说说吧! 我没有了地，怎么活得下去呀?”对主子尽忠、对穷人横暴的赵熊怒骂：“……借钱不还，叫四奶奶去喝西北风?……滚吧!”婢女小桃在张举人家已有八年，她是父母逃荒路过薛家店村时寄养在张家的，一直盼望着有一天能将她接走，可是张举人伪造一张卖身契，骗她父母画了押。小桃一有不服就遭毒打。一次，婢女坠儿向张举人、四奶奶告发小桃又不承认是被卖的，四奶奶用藤条狂风暴雨般地向她头上脸上、身上呼呼地抽着，连打带骂。四奶奶尖叫的怒骂声传到了马房，武训惊问： “在打人? ……打谁?……”周大叹息地向武训讲述小桃被张举人骗写卖身契的遭遇。小桃遭受张家无数次的毒打，总是忍着泪，咬着牙，宁可被打昏过去，也不讨饶。
武训像牛一样在举人家干了三年，每年工钱六吊，三年十八吊，他只支过一吊钱做夹袄。一天武家庄来人说武训伯母病了，又把他的侄孙小茂带来张家干活找饭吃。武训想支点工钱给伯母家用，找小桃商量，小桃鼓励他把三年的工钱都支出来，劝道： “武七哥，你只知道勤快干活，不怕吃苦，可是你越老实，别人就越要欺负你，把你当傻瓜……”武训终于战战兢兢去求老爷支给他应得的三年工钱。不料，张举人造假账拿出一本账簿一页页数着，指责武训：“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吗?你的工钱早支完哪，……”武训两眼发呆了，喃喃地念着：“都支用了……有账……”无奈中哀求着老爷：“你不能这个样子!……俺大娘正病着呢!我求求你……”狠心的张举人那能会被哀求所动，仍然大声喝斥：“废话……你这账难道就不算数了。”老实人也终于呐喊了，嗫嗫嚅嚅地说出一句：“一个人要凭良心。”可是这声“凭良心”的正义呼声却遭来了凶暴的毒打。小桃跪求张举人饶恕武训，又惹发了四奶奶的醋意。四奶奶下令将武训吊在磨房上，用皮鞭抽打。小桃求告不成，去找车夫周大。周大无比愤怒，与赵熊、魏俊等搏斗，终于救出武训。他怒目警告张举人说：“你别把俺们穷人逼得太急了!”指着武训破衣上渗透着的血：“这是血!血是要拿血来还的!”周大把武训送到村东头一座荒废的破财神庙，跟他当小偷的表弟李四一起住。张举人下毒手，当晚勾结县官，将周大抓去，重刑拷打，投入死牢。
武训在破庙里躺着，三天三夜不吃不喝，一言不发，精神极度痛苦地做着噩梦，幻觉中，一会儿看到张举人变成红顶朝服的魔鬼，举起尖刀似的笔，赶着那些不识字的孩子、穷人，陷入寒冰苦海和炽热的火狱里受罪。一会儿又见到了娘，娘说：听说只有义学里念书才不要钱。娘的声音使他从苦海又幻化入天堂。“哈哈”，武训笑着醒来，大叫“俺报仇了。”李四奇怪地问他：“报了仇了?”武训兴奋地说：“我的病好了。”“李四哥，咱们穷人也有书念了。”小桃带着小茂来到破庙，在头上戴了她娘出嫁时珍留下来的一朵红绒花，她想来投靠武七哥一起逃离薛店村另谋生路。可是武训梦醒后，兴奋地宣布修义学的决心。还恳切地对小桃说：“你和我两个人都给人欺负过，吃过不识字的苦，可是小茂呢?……那千千万万的穷孩子呢?……咱们忍心看着他们也去吃不识字的苦吗?……不!我们要报仇!……”还当众卖了自己的辫子作为修义学的第一笔基金，剃成光头，留下歪辫，双手拍着铜瓢高唱：
“扛活受人欺，不如讨饭随自己!别看我讨饭，早晚修个义学院!”
小桃见此情景，不再向他启口，悄悄地取下了头上戴的红绒花。张举人的打手们来到破庙，拖走小桃，殴打武训。小桃绝望地喊着：“武七哥……”小茂哭叫着卫护武七公。此时，天公也发怒了，狂风骤起，暴雨袭来，武训在暴风雨中向前爬去，喊着：报仇，我要报仇!……
武训深埋着内心里的悲愤，在外装笑脸的小丑姿态下开始了他的新生命。他敲着铜瓢笑唱着向人乞求：
“你行善，我行劳，
大家帮忙修义学!
我要饭，你行善，
修个义学你看看!”
他还卖苦力，在村里高声喊唱：推磨!推磨!“不用格拉不用套;不用干土垫磨道。又当骡子又当牛，修个义学不发愁!”薛店村逢上赶集，城隍庙外空场上挤满了人群，车辆牲口，粮食布匹，五花八门陈列着，武训把缠好的许多线蛋向孩子们兜卖;又爬地作马，让孩子们骑耍。孩子们骑一趟，给他两三文钱，还一面笑唱：“我做马，让你骑;你出钱，我出力;修个义学不费事。”正在武训忍着痛苦装疯求乞时，听到小桃自尽的消息，突然发疯似的自辱，敞着衣襟，用拳头自捶胸口，发泄胸中的悲愤：“来吧!来打吧!”“打一拳，两个钱……踢一脚，三个钱……”那打手赵熊、魏俊也趁机使坏来欺负武训，他们毒打的恶行引起围观老乡们的不平。武训带小茂在村外小桃坟地上默默坐着，小茂把上祭的鲜桃吃了，在坟前埋下了桃核。李四得到讲义气的王牢头的暗助，送了钢锉给周大，十几天后的一个夜里，周大和死牢里的太平军囚犯们一齐动手，杀死官兵，越狱出险。他们来到破庙，劝武训、李四一同去参加武装队伍，李四生着病不能去，武训决心留下修义学，周大拍着武训的肩说：“好! 武七，你来文的，我来武的。咱们一文一武，让那些狗官恶霸知道： 咱们老百姓不是好欺负的!”
从此，武训整天不停地扛活、要饭、变戏法、唱快板积钱，一个村一个村地走，一个县一个县地游。三年，五年，十年……小桃墓前的桃树开花结果了，武训千辛万苦在十年里积下了一百二十吊铜钱。小茂也长大成人在村里一家店当伙计，他出于保护七公所积下的钱，托地保高春山代存写了字据，哪知多灾多难的武训又遭人洗劫一空，地保豪赌把代存的钱也输光了，还指使狗腿子乘武训晚间熟睡之际偷走存钱字据。武训受此沉重打击，哭着顿脚悲喊：“穷孩子们，你们念书的日子还没来啊! ……俺的义学修不成哪! …”“咱们穷人……哪一天才不再受苦啊!”好心的乡亲们目睹武训被劫的惨景，无限同情地解囊相帮，有的从头上拔下了银首饰，有的从手上摘下了银戒指……武训淌着热泪，感激万分地说：“我忘不了你们……为了穷孩子，我还得干下去，我一定要修义学! 哪怕再苦……再难……我从头再干下去!”
武训为了他的志愿，抱着更坚定、更勇敢的决心，一囊一钵，仆仆风尘地一村一县地奔波跋涉……他当过几千个孩子胯下的马……他做过几百家磨道上辛苦的牛……他尽管边唱边笑，却走着一条很苦很苦的路，又过了二十载悠久漫长的岁月，他终于积存到了开办义学的钱款，又在德高望重的杨进士门外跪求三天，感动了进士杨树坊，召集几个村的士绅会商，倡议帮助武训兴建义学。光绪十四年(公历1888年)春天，崇贤义塾开学了，当孩子们的琅琅书声传到50岁的武训耳边时，他感动得喜泪盈睫。他跪在娘的坟前喃喃地说：“穷孩子也能念书哪!”老武训自信地继续他的兴学志愿，他仍住破庙、吃粗粮、奔走各村庄，始终不变地维持他的老习惯，两手不停地捻线头、编带子。在一个灾荒年，武训出钱买了四十担高粱，由李四帮着散发给灾民。一次在乡路上，他遇上周大和他的响马弟兄们。周大对武训说：“单凭念书，就干得了那些狗官恶霸吗?……当心他们骗你!”临走时，周大又兴奋地高喊：“总有一天，这天下都是咱们老百姓的。”马蹄翻飞，周大这一支英雄的农民队伍，不一刻就消失在天边滚滚的黄土中……
武训在义学里听见学生因读书而不肯扛活;又听见学生说书念好了，就可以做官，感到十分疑惑和痛苦。郭知县下乡到义塾视察，要给他呈报请奖，强迫他去谒见张抚台，张抚台又说要向皇上请封号、造牌坊。清皇朝出于对周大等响马们用“剿”，对武训等得民心的人用“抚”的计策需要，由光绪皇帝奉老佛爷之命批准给武训建坊，封“义学正”和赏穿黄马褂。“乐善好施”的牌坊在崇贤义塾的街上建成，郭知县捧着黄褂强迫武训穿上谢皇恩。武训不肯下跪，好像发了疯似的，忽然倒在地上狂笑乱滚，搅乱了庄严的盛典。与此同时，赵熊血流满面跑来报告参加典礼的张举人，周大带了几十个响马把张家抢烧一空，吓得张举人脑充血倒毙在地。神经衰弱的官吏们误会响马杀过来了，在惊乱中抛冠弃靴，抱头鼠窜，一哄而散。
武训离开牌坊，忧愤交织地走进义学大门，环顾一群孩子，忽然双膝下跪恳求着：“孩子们!我求求你们……你们念好了书，将来不要忘记了咱们庄稼人!……千万不能忘记咱们庄稼人!……”看到孩子们点首，站了起来，将黄马褂遗弃在地，头也不回地走了……在长满了高粱的原野上，武训踽踽走着。周大率领着他的武装队伍，风驰电掣地飞奔过武训身旁，卷起阵阵黄尘……“将来的天下都是咱们老百姓的!”这豪壮的誓言在旷野中回响着……
女教师对孩子们讲完了武训的故事，大家好像幻见到老年的武训，肩负布褡，手拿铜瓢，在北方原野的风沙中缓缓地走着，走着……
【鉴赏】
影片《武训传》在创作过程中命运多舛，而在诞生后发生的事件更是惊心动魄。这在我国电影史上，以至思想文化史上都是十分奇特的，对它的评价不得不从那些“事件”说起。
早在1944年孙瑜在重庆中华教育电影制片厂工作时，著名教育家陶行知亲自送他一本《武训先生画传》，并希望他有机会时能把武训一生艰苦办义学的事迹拍成电影。孙瑜当时读了这本书后深为感动。就草拟了一个几百字的剧情梗概。后来孙瑜赴美，在1947年归国途中，着手进行这一题材剧本的创作。1948年1月，孙瑜改编成电影《武训传》的分场剧本，希望能在昆仑影业公司拍摄。那时正值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勒令“中制”拍摄“反共、剿共”影片。阳翰笙说服孙瑜和赵丹将《武训传》在“中制”投入拍摄，占用他们的场地、设备和人员，使他们拍不成反共影片。到11月，摄制刚完成全剧三分之一时，厂方因资金枯竭而宣布停拍。1949年初，由昆仑影业公司向“中制”购得影片拍摄权以及已拍成的声底片和拷贝，可是因为昆仑公司正在赶摄《三毛流浪记》和《乌鸦与麻雀》，《武训传》的拍摄只得搁浅。
1949年7月，孙瑜去北京参加“第一次文化艺术联合会代表大会”。在这期间，他受到解放战争伟大胜利形势的鼓舞，看到不少洋溢着高度革命豪情的文艺节目，心中一时对拍摄《武训传》起了疑惑，感到在响彻着亿万人民冲锋陷阵的进军号角声中，谁还会去注意到清末山东荒村外踽踽独行、“行乞兴学”的一个孤老头呢?然而，昆仑公司当时苦于没有适当剧本可供拍摄，生产又不能“停工待料”，于是在1949年12月决定拍摄《武训传》，还向政府申请到贷款。编导委员会陈白尘、蔡楚生、郑君里、陈鲤庭、沈浮等对剧本的修改进行了多次讨论，认为应将原来歌颂武训“行乞兴学”劳苦功高的正剧，改为“兴学失败”的悲剧。大家感到武训立志终生艰苦为穷孩子们修“义学”，其志可嘉，精神可贵，但“兴学”绝不可能夺取政权，从根本上改变穷人地位。孙瑜听了意见，又记起文代会期间周恩来对他拍《武训传》这一题材要注意站稳立场的提醒，还有夏衍曾说过“武训不足为训”的话，将剧本改为武训终身艰苦兴学是“劳而无功”的悲剧，而武训舍己为人、艰苦奋斗到底的精神值得歌颂。剧情上加了一头一尾，以解放后老师在武训纪念会上向学生讲故事的形式，联系新时代的需要评价武训; 为了表现那个时代的“革命行动”，加强了周大的戏。开拍不久，遇到“二六轰炸”造成的断电停拍等困难;后期剪接室不慎失火，震撼着摄制组每个人的心，大家团结奋战，在火焰中终于抢出了《武训传》 的底片和拷贝。
1950年9月摄制基本完成。公司负责人审看“毛片”后，觉得长度已达一部半，质量也好，要求再加一些戏，成为上下两集。孙瑜担心戏拉长损伤艺术质量，最初固执地拒绝，然而在厂方提出“明天大家的工资都要发不出了”的情形下，也不得不同意重新增加拍摄内容，终于在1950年底作为上下集赶拍完成。公映后，反响强烈。据夏衍回忆，当时影片送审在华东局机关内放映，参加的人除了上海市党政负责人外，华东局最高领导人饶漱石居然也来了。这位向来不苟言笑的首长，看完影片却笑容满面，站起来和孙瑜、赵丹握手连连说：“好!好!”祝他们成功。华东地区第一号人物这一表态，无疑是一锤定音。1951年2月，影片送中南海放映，有一百多位首长观看，周总理、朱老总也看了。看后，朱老总微笑地握着孙瑜的手说：“很有教育意义。”周总理则在艺术处理上提了一点具体意见。影院放映期间几乎场场满座，好评如潮。在不长时间里，京、津、沪报刊连续发表赞扬文章达40余篇，有的文章对武训这一形象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诸如“武训先生是一个劳动人民的伟大典型。”“武训这个名字……伟大的劳动人民企图本阶级从文化上翻身的一面旗帜。”
突然间，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在此前不久，也出现晴筱的《武训不是我们的好传统》、贾霁的《不足为训的武训》、杨耳的《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有积极作用吗?》等篇学术性批评文章。而这篇经毛主席修改和审定的社论则进行了严厉的政治批判：“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应当歌颂的吗? ……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为正当宣传”;并且指出：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如此之多，不但表明文化思想界的混乱，而且表明资产阶级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社论中点到的有关《武训传》的文章有43篇，涉及作者48人。5月21 日，京、津、沪各主要报纸全文转载社论。5月23日，文化部电影局发布《关于电影从业人员应积极参加<武训传>讨论的通知》，要求全体电影工作者“应把这一讨论视为严重的思想教育工作……并结合个人自己的思想，清除一些错误的、混乱的思想，树立起对人民革命的正确认识”。5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电影编导孙瑜的检讨短文。一场自上而下发动的全国规模的批判运动声势浩大地展开了，指责《武训传》歌颂了一个根本不应该歌颂的人物，犯了“歪曲人民革命历史”的“严重政治错误”;判定武训是“清朝统治阶级的奴才”、“农民起义的死对头”，还给戴上了“大地主、大债主、大流氓”三顶帽子。
整个批判运动持续了半年，除了批判和检讨，没有申辩，更没有反批评，在电影界、文学界、教育界引起了极大的震动。不少思想界和文艺界的老前辈、老专家，都不得不因自己曾经赞扬过武训而作公开检讨。如郭沫若也公开检讨替《武训画传》题词，基本肯定武训是犯了错误，向读者告罪。这样的批判运动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消极影响，在学术性问题上将政治定性代替艺术分析，助长了文艺评论中的主观武断和简单粗暴风气;政治上无限上纲使创作人员滋长“只求政治无过，不求艺术有功”的紧张情绪，助长了作品的公式化和概念化倾向。当时幸好由于周总理等中央领导人的积极关怀，批判运动中没有对创作者进行政治上的组织处理。周总理于1952年春在上海文化广场大会作报告时，专门提及《武训传》问题，主动承担责任，并且特别地强调孙瑜、赵丹是优秀的电影工作者，有力地缓解了他们沉重的精神负担。然而，“文化大革命”中，还是将《武训传》作为他们严重的罪行之一，使他们仍然在劫难逃。
进入80年代，随着各方面的拨乱反正，山东《齐鲁学刊》1980年第4期上发表了《希望给武训平反》的文章，引起广泛反响。不少报刊摘要转载，此后陆续出现一些有关如何重新评价《武训传》和看待那场批判运动的文章。不少文章认为对武训这个人物值得肯定和歌颂，指出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是错误的，混淆了学术和政治的界限。然而也有一些文章持相反意见。1985年9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胡乔木在陶行知研究会和陶行知基金会成立会上对《武训传》批判的讲话，他说：“解放初期，也就是1951年，曾经发生过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这个批判涉及范围相当广泛。我们现在不对武训本人和这个电影进行全面评价，但我可负责任地说明，当时这种批判是非常片面、极端和粗暴的。因此，这个批判不但不能认为完全正确，甚至也不能说它基本正确。”讲话明确地否定了这场错误的批判运动，再次体现了党的实事求是精神。
诚然，否定这场批判运动并不能代替对电影《武训传》本身的全面评价，可是它毕竟又是今天重新评价的前提。例如关于历史上真实的武训身世虽然还有些复杂情况有待史学界深入研究，而根本否定武训此人，批判运动中给他扣上“大地主、大债主、大流氓”三顶帽子，就属于“不但不能认为完全正确，甚至也不能说它基本正确”之列。这就能在对电影《武训传》及其主人公武训形象的评价上，不必再去纠缠于一些非重要的真人真事，更要摒弃大批判运动中那种离开对作品形象的客观分析，抓住表面现象或个别情节主观臆测，以及节外生枝地胡乱联系。
影片真实地反映了清朝末年的特定社会历史环境下，一个普通农民奇特的人生经历及其悲剧命运。主人公武训受尽恶霸地主的残酷剥削压迫，以及难以忍受的欺诈毒打，在极度的悲痛中立志“行乞兴学”。为了解救穷孩子不识字受欺压的痛苦，他坚韧不拔地忍辱受苦，30年如一日做牛做马地苦干和磕头乞讨，一点一滴地积攒钱财，终于办成“义学”。可是“义学”并不能解救穷人，反而被封建统治者利用而告失败。他在一无所有的困境中不懈地苦斗，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坚持到底，不能因为他的“苦操奇行”带有愚昧落后的封建性局限，而批判他是效忠封建统治的奴才;也不能因为他还没有觉悟到应跟随周大去参加农民暴动，而指责他是反对农民革命的反动改良派。影片在对武训歌颂与批判的分寸把握上确实存在着一些缺点错误，而由此将它宣判为“污蔑历史”、“污蔑民族”、“污蔑农民革命”的反现实主义的毒草，显然是错误的，根本上违背了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从影片反映的客观实际出发，可以清楚看到武训苦苦地执著追求使穷孩子能念书的理想和行动，是一种带有个人幻想式的自发抗争，然而他又朴素地反映了不甘于受煎熬的普通农民渴望获得文化、改变自身命运的向往。武训的抗争固然不能跟周大那样以暴力打击封建统治相比，可是武训同情穷人，力争解救穷人的基本立足点跟周大还是相通的，他只是停留在局部的有限的自发醒悟上。武训是在自身最深切痛苦中体验到穷人不能受不识字的欺压，刻骨铭心的真诚的生命体验使他走上了这条苦行主义的抗争之道，尽管这是一条悲苦而又无奈的悲剧之道。然而苦行于这条道上的武训毕竟是以实际行动表现了不满现实的封建统治，毕竟表达着千万劳苦农民祈求文化翻身的心声!
从影片的孕育到摄制完成，编导孙瑜呕心沥血，执著追求，从历史真实中进行了严肃而又富于创造性的艺术提炼，成功地再现了武训这一渺小而又奇特，可歌而又可悲的人物形象。他没有过多地注意传记材料中对武训的一些禁欲主义的描写，删去武训死后举行隆重葬礼等带有封建迷信的内容，而是着力捕捉武训为什么立志行乞兴学的那份真诚的生命体验，并在审美把握上力求将正剧与悲剧相交融。武训这一艺术形象的塑造难度很大，人物的人生经历跨度大，流传下来的事迹说法不一，人物性格中多种因素相交织，人物内心活动和实际行为反差很大。而全片所呈现的艺术风貌，无论是武训所生活的历史环境、周围的人物关系，以及武训在其独特生命历程中形成的不同于他人的思想情感和性格特征，基本上都体现出规定情景中的艺术真实感。
影片中情节的铺展、提炼真切感人，令人信服。
富甲一方、骡马成群的豪绅乡宦张举人，侵占田地、包揽词讼、高利盘剥、鱼肉乡里的恶霸行径，深刻暴露了封建黑暗统治残酷的剥削与压榨。农妇陈二嫂被驴打滚逼上绝境时受到的搭救，小桃被骗当婢女遭毒打受到老佣人钱妈同情关心，周大义救武训、带领穷人造反，李四照料武训，狱卒暗救周大，村民支持武训解囊相助等等，显示出劳苦大众之间的友爱之情。武训凭良心、卖体力做牛做马，应得的三年打工钱被张举人造假账赖掉时，从哀求到终于不怕老爷威严地喊出一声“要凭良心”的抗议。武训抗议遭祸，被张家毒打昏倒，在九死一生中醒来，决心走上为穷孩子兴义学苦行之路。苦行中，武训甘愿当傻瓜，除了像牛一样地苦干，犁田、推磨、倒草、拣布头、缠线袋……外，还被人当马骑，沿街喊唱：“你行好，俺代劳……”为了穷孩子，为了修义学，苦行30年后终于办成义学，武训听到学生琅琅读书声时，站立在教室外悲喜交集，热泪盈眶，喃喃低语： 穷孩子也能念书哪! 当听到学生讲“学而优则仕”时却怔住了，“做官……穷人念好了书给穷人想办法，做了官那怎么办?”武训疑惑痛苦，愁苦万分地在学生面前跪求：千万不要忘记庄稼人啊!封建统治者为了利用武训而为他 “立牌坊”、赐“黄马褂”，武训却公然把显示“皇恩浩荡”的“黄马褂”弃之于地……这一幅幅动人的银幕景象，栩栩如生，简练而又集中，亲切自然。
影片艺术手法流畅细腻，给人以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上集结尾的那段平行蒙太奇画面令人难忘，地主爪牙从破庙里抓走小桃，痛打武训。忽然狂风卷起、雷电闪动，死牢里的周大迎着风雷怒吼：“打雷了，劈死那些吃人魔鬼!”泥地里的武训迎着暴风雨爬行，喊叫着：“报仇!我要报仇!咱穷人要报仇啊!”还有下集里那组平行蒙太奇镜头：武训出钱买粮救灾，嗷嗷待哺的灾民们在吞咽着救济粮; 张举人等却在院子里饮酒赏花，杯盘交错，两组影像形成强烈对比。小道具“不倒翁”在剧中三处不同情景下的运用，自然贴切，意味隽永;陪伴小桃苦难命运的那朵珍爱的小红剪绒花，栽在小桃坟前的那粒桃核长大成树的景象情真意深……这些都那么富有诗意地象征着人物的精神美。
影片成功地体现出人物形象是银幕形象的主体。
全片演员阵容强大，大多数是知名度较高、富有表演经验的艺术家，从主角到配角都是旗鼓相当，如周伯勋的张举人、蒋天流的四奶奶、吴茵的钱妈，还有新秀王蓓的小桃，各显特色，都表演得十分贴切。特别是赵丹的杰出表演，是武训形象获得成功的重要关键。赵丹表演上的成功，一是由于他与导演孙瑜在对武训这一人物的理解和艺术构想上心心相印，浑然一体;二是他以精湛的演技全身心地投入到对角色的感应中。赵丹明确地认为：“武训不是一个怪物，不是一个‘超人’，更不是立云的高不可攀的 ‘神’和 ‘圣’，尤其不是什么变态心理的畸形人物，而仅仅是一个普通的劳动人民。他一生的事迹，也仅仅只是劳动人民向剥削阶级作反抗作斗争的典型事例之一，又因为一百多年前的被压迫劳苦大众还不可能有今天的革命理论和组织领导，所以一切反抗斗争必然失败，加上武训又是彻头彻尾的以个人有限的力量来进行反抗和斗争，所以《武训传》也就必然只可能写成一个悲剧的收场。”
再现于银幕上的武训形象，30年如一日的苦操奇行，行乞兴学，怪诞中未让人感到像个“神”或“妖”，关键就在于赵丹对角色的正确把握。他始终将武训立足于普通农民的本性上，展示他性格上的复杂矛盾：坚韧与软弱、忠厚与迂腐、清醒与盲目、平凡与非凡……;并且努力地将它们自然地交融于一体。赵丹扮演的武训在银幕上最初出现时是一位17岁的青年农民，敦厚笃实，胆小卑微，神情中带出他七岁成了孤儿后在艰苦生活中备尝磨难的经历。豪门大院的威风令他心颤，见到举人老爷时他吓得瑟瑟发抖下跪，然而干起活来他浑身是劲，自信“咱庄稼人有的是力气，咱凭力气吃饭”，忠厚得近乎傻气，在张家尽干着顶脏顶累的活。婢女小桃同情他，劝他不要太老实拼命干。武训的老实不但没有得到起码的回报，反而受到张举人残酷的欺诈，面对三年打工的血汗钱被张举人造假账侵吞时，武训这个老实人在苦苦哀求无用时，也开始睁大眼睛向举人老爷喊出“做人要凭良心”的抗争，武训软弱的性格开始起了变化。武训昏睡破庙三天三夜梦幻里出现的，是他濒临死亡时的苦苦挣扎。梦醒后他果断地宣布要为穷孩子办“义学”的决心，20年来受剥削受欺压郁结胸中的仇恨和愤怒一下子迸发了出来：“奶奶的，他们不准咱们念书，咱们就偏要念书!我拼着我这一辈子什么别的也不干，专去修义学!”“奶奶的，我们要报仇!”人物此时极度痛苦的心灵难以抑制。这一非凡的决心是他经历九死一生的痛苦中悟出来的，也是他性格中坚韧一面的升华，终于不顾一切地横下了一条心。这以后种种难以忍受的苦行，以至那些自虐自辱愚昧落后的行径，绝不是活得无聊的自我作践，而是一个身处社会底层一无所有的老实农民无可奈何而又义无反顾地进行的一种抗争;同时也受制于他性格中互为矛盾的那些积极的和消极因素的影响。他坚韧不拔，终于积攒到了办学的钱款，也得到社会的同情，可是他的迂腐和盲目仍然没能摆脱封建黑暗势力的突然袭击，十年来积下的心血钱轻易地相信一纸凭证存放到地保高春山处，高春山偷走凭证狠毒地剥夺了武训的全部所有。这一沉重的打击对于具有坚强意志的人来说也是难以承受的，武训也差一点被打垮。他顿足哭喊：“苦命的孩子，义学修不成了!你们念书的日子还没有来啊!俺们的义学办不成了!……”悲痛绝望的呼号令人震撼。武训一切为着穷孩子们的满腔赤诚终于感动了众乡亲，一幅动人肺腑解囊相助的情景使武训重新奋起。这一挫折对他盲目自信的弱点是一个批判。而他还是没被压倒，在劳苦大众友爱的支持下，他性格中的坚韧和顽强的一面不断地发展。可是武训的苦斗最后还是陷入疑惑和痛苦，不知所向，孤独地行走在荒野中，作为一个银幕形象，以悲剧性的失败画上了句号。
赵丹真诚而富有创造性的艺术表演，赋予角色从形似到神似交融一体，他的感悟力的超常发挥将编导对人物形象的艺术构想真正地演活，演绝了。呈现在银幕上的武训情真意切，血肉丰满、性格鲜明，他的平凡中的不凡，甚至近乎怪诞的一生，没有失去其自身的生活逻辑和性格逻辑。人们在认同中受到感染，同情和崇敬他执著追求让穷人摆脱无文化之苦、“不受人欺负”的美好憧憬和牺牲自我的苦苦奋斗;也感叹他看不清封建黑暗统治的本质，脱离现实个人奋斗的软弱性以致最后仍走向失败的悲剧道路。
这样一部影片在50年代初掀起的意识形态大批判中被定为毒草，经过80年代以来的拨乱反正，现在已清楚这主要出于当时复杂的政治因素和特定的时代氛围。今天重新回顾过去，也还应看到它自身的一面，当时影片上映的时机不当，以及内容上存在的一些错误也促使其成了一个“靶子”。在刚刚经过血与火战斗洗礼中诞生的新中国，到处洋溢着亿万人民革命激情的时刻，公映《武训传》这部反映封建统治下，一个普通农民以“行乞兴学”的自发反抗而又终于失败的影片，跟蓬勃高涨的新时代气氛确实显得格格不入，而且影片编导对武训这一人物的把握出现歌颂重于批判，以至产生正剧与悲剧比例有所失调的错误。公映后涌现大批赞扬文章，其中有些文章将歌颂不切实际地推至极端。这些都是值得吸取的历史教训。杰出的电影事业家夏衍当时在孙瑜征求他拍摄意见时，曾说过“武训不足为训”，这是很有现实针对性的极为敏锐的见解。
今天重新评价此片，综观《武训传》整体的艺术形象，它仍然不失为一部具有进步思想倾向和艺术上完整的现实主义作品，有积极的认识价值和较强的审美感染力。影片通过武训的悲剧使观众了解到劳动人民没有文化的痛苦，揭露了地主阶级对农民的经济剥削、政治压迫和文化上的愚民政策。可是由于影片存在着对武训的失败道路批判不足的严重缺陷，以及摄制过程中各种困难的干扰，拍拍停停，突击加戏，随意拖长，损害了艺术上的精致和完美;赵丹的表演总体上是十分杰出的，但也有不足之处，对武训苦行中一些自我凌辱的丑态渲染过多，削弱了丑行中深埋着的内心痛楚感。在艺术作品的评价上，历来受着很强的审美主体性的影响。直至今日，对《武训传》的评价仍然存在着见仁见智，优劣高低各有所重的差异，这在正常的学术争鸣中是无可非议的。然而，不论过去还是今天，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脱离影片客观内容而对它作任何过高的推崇，或借题发挥无限引申，都是不足取的，也无助于恢复这部影片本应有的历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