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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有人诬蔑你的父亲有盗窃的劣迹,母亲有淫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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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奉旨讯问曾静:你看了山西巡抚石麟奏折,供称“君臣一伦,情同父子,四海未尝有异,湖南民习浇漓,奸党犯罪,充发广西,往来通衢,布散流言,致使圣德声称,湮郁未洽”等语。夫“扶我则后,虐我则仇”,古有是语,朕于普天之下,一视同仁,湖南、山西之民,固皆抚之如子也。山西民俗醇良,感召天和,连年丰稔,无待朕之大加恩泽。湖南民俗浇悍,乖戾之气,上干天谴,以致浸间作,荒歉屡告。朕叠沛恩膏,所以子惠而抚绥者,不一而足,尚不得为抚我之后乎!朕揣山西之民,所以趋事赴功者,盖因圣祖仁皇帝六十余年深仁厚泽,浃髓沦肌,是以一遇国家公事,即输诚效力,踊跃争先,如此肫切。试问湖南之民,独不受圣祖六十余年之恩泽乎!即据曾静前供,圣祖宾天之时,亦尝哭泣尽哀,持服拜祭。夫既感圣祖之深恩,顾不念及朕躬乎!人情于亲戚朋友,素相契厚者,或闻其子孙有过失,则必曲为之掩护;或闻其子孙被谤议,则必力为之辨白。况于君臣之间乎!伊之于朕躬,万无忍于排斥之理,况以毫无影响之流言,不察真伪而便肆为诬蔑,敢行悖逆,尚得谓有人心者乎!伊既知君臣之伦,情同父子,今有人诬曾静之父有盗名,捏其母有淫行,曾静闻之,忍不与之辨乎?忍不察其言之虚实乎?抑不问其虚实,遽将其父母丑诋唾骂,且著书立说以扬播之乎!伊称往来奸党布散流言,被其煽惑。夫奸党充发往来之所,不止湖南一省也,即山西地方岂无此等逆党之流言!乃从无一人被其摇惑煽动者。独湖南奸民如曾静之辈,一闻奸徒之蜚语,即起叛逆之心,谓非其性与人殊者乎!且“抚我则后,虐我则仇”之语,亦非正论。

夫君臣、父子皆生民之大伦,父虽不慈其子,子不可不顺其亲;君即不抚其民,民不可不戴其后。所谓抚我则后,虐我则仇者,在人君以此自警则可耳,若良民必不忍存是心,唯奸民乃是以借其口。然人虽甚无良,亦断无有以抚为虐者,朕于湖广已实尽其抚民之道,而不意曾静辈犹视朕如仇也。至曾静蛊惑于华夷之辨,此盖因昔之历代人君,不能使中外一统,而自作此疆彼界之见耳。朕读洪武宝训,见明太祖时时以防民防边为念。盖明太祖本以元末奸民起事,恐人袭其故智,故汲汲以防民奸;其威德不足以抚有蒙古之众,故兢兢以防边患。

然终明之世,屡受蒙古之侵扰,费数万万之生民膏血,中国为之疲敝。而亡明者,即流民李自成也。自古圣人感人之道,惟有一诚,若存笼络防范之见,即非诚也。我以不诚待之,人亦以不诚应之,此一定之情理。是以明代之君,先有猜疑百姓之心,而不能视为一体,又何以得心悦诚服之效!先有畏惧蒙古之意,而不能视为一家,又何以成中外一统之规!虽当时蒙古之人,亦有入中国者,然皆闲散不足数之辈耳。若因此遂谓蒙古之人臣服于中国,则当时中国之人,亦有入蒙古者,是中国亦曾臣服于蒙古矣。至于我朝兴自东海,本非蒙古,向使明代之君果能以至诚之道,统御万方,使我朝倾心归往,则我朝入中国而代之,亦无解于篡窃之名矣。

乃我朝自太祖、太宗以来,浸昌浸炽;明代自万历、天启而后,浸微浸熄。明代久已非我朝之敌,彼自失天下于流民,上天眷佑我朝为中国主。世祖君临万邦,圣祖重熙累洽,合蒙古、中国一统之盛,并东南极边番彝诸部俱归版图,是从古中国之疆域,至今日而开廓。凡属生民皆当庆幸者,尚何中外,华夷之可言哉!曾静有何辨说?据实逐一供来。钦此。

【译文】奉皇上谕旨讯问曾静:你看了山西巡抚石麟的奏折后,供词中说了“君与臣之间的伦常关系,情深如同父子一般,四海天下没有不同的。湖南百姓习性强悍,乱贼奸党犯罪被充发广西,往来经过湖南通衢要道,散布流言蜚语,造成朝廷圣德声名阻塞郁结,不能遍布沾润”等言语。所谓“抚爱我的就是自己的君王,虐害我的就是自己的仇敌”,古时候便有这种说法。

朕对于普天之下的臣民,一视同仁,湖南、山西的庶民百姓,本来都是抚爱亲如子女一样。山西省百姓俗性醇厚善良,感动上天理气相和,连年五谷丰登,不需朕再多施恩德。湖南百姓习性浇薄强悍,乖张怨嗟之气,干冒上天而被谴责,招致灾患时时发作,荒歉屡屡降临。朕多次施加恩泽,像子女一样抚绥的百姓,不可尽举,还不能把朕视为抚爱自己的君王吗?朕揣量山西省的百姓,所以争先趋赴官府公差,是因为圣祖皇帝六十余年的深仁厚泽,已浸润于骨髓、肌朕之中,因此,一遇国家公事,都是献纳忠心,竭诚效力,踊跃争先,如此忠诚恳切。试问湖南的庶民百姓,就独自不曾蒙受圣祖皇帝六十余年的恩泽吗!

即使根据曾静前番供词中所说,圣祖皇帝归天之时,也曾经哭泣悲哀,持丧服跪拜祭奠。那么,既感念圣祖皇帝的深恩厚德,能不顾念到朕的身上吗!世间人情在亲戚朋友之间,素常是相互投契,而情义深厚,有的闻知其亲朋的子孙犯了过失,就必然曲意为他遮掩袒护;有的闻知其亲朋的子孙被人毁谤议论,就必然全力为他辨白解说。何况是君与臣之间的关系呢!你对于朕,绝对没有忍心于指责贬斥的道理,更何况是听了毫无根据的流言蜚语,没有察辨真假便肆意诬蔑、毁谤,竟敢妄行悖逆之事,还能说有人的良心吗!

你既然知道君臣之间的伦理纲常,情深如父子关系,如今假使有人诬蔑曾静的父亲有盗窃的行为,有人捏造其母亲有淫秽的行为,曾静闻知后,能忍心不与他们辨说吗?能忍心不去察问流言的虚实真伪吗?或者是不察问其事的虚实,便将自己的父母亲诋毁唾骂一番,并且著书立说到处传扬吗?你说自己被往来湖南的乱贼奸党所散布的流言蜚语煽透迷惑,可奸党乱贼发配往来的地方,不止是湖南一省,即使是山西地方,岂能没有这等逆贼奸党的语言!但却从没有一个人被他们煽诱迷惑的,独有湖南的奸民如曾静之流,一听到乱贼奸党的流言蜚语,立即萌生叛逆之心,莫非其理性与常人不同吗?并且所谓的“抚爱我的就是自己的君王,虐害我的就是自己的仇敌”

这种说法,也不是正确的理论。君与臣、父与子的关系都是世间生民中大的伦理纲常,父亲虽然不慈爱自己的儿子,儿子不能不孝顺自己的父亲;君王即使不能抚爱自己的臣民,臣民不能不拥戴自己的君王。所谓“抚爱我的就是自己的君王,虐害我的就是自己的仇敌”

这句话对于做君王的来说,要以此自警自律就可以了。若是良善的百姓、必然不忍心存有这个想法,只有奸民才得能把它作为借口。然而世人再有不良善者,也断然不会有将抚绥作为虐害的。我对湖广等地已尽了抚爱化育的心愿,而不料想曾静之流竟视我如仇敌了。至于曾静被中原和边远夷狄各民族的辨别之说所诱惑,是因为往昔历代的君王,不能使中原和夷狄统一为一体,而自作这个区域那个地界的浅薄见解罢了。我曾读明代洪武皇帝的宝训,见明太祖时时以防护百姓、防护边患为自己的心念。

由于明太祖本是元朝末年由奸民起事而兴盛的,心中唯恐有人沿袭自己的老计谋,所以急切于防护奸民;由于明太祖声威德望不能抚绥蒙古部众,便小心谨慎防护于边患。然而明朝末年,多次遭受蒙古侵扰,耗费了数万万民间的财富,全国为此疲敝不堪,但灭亡明朝的,是流民李自成。自古圣贤之人感化别人的做法。只有一个诚字,如果存有笼络和防范之心,就是没有诚意。我既然以不诚对待别人,别人也以不诚回应于我,这是必然的情理。就以明朝的君王来说,先存有猜疑臣民之心,而不能视君王与臣民为一体,又怎能得到臣民心悦诚服的收效呢!先怀有畏惧蒙古之意,而不能视中原和近远各少数民族为一家,又怎能形成中原内外一统的规制呢!

虽然当时蒙古人也有来到中原的,但都是些不值一提的闲散之辈而已。如果因此便说蒙古人臣服于中原,那么当时中原之人,也有前往蒙古的,是中原人也曾经臣服于蒙古了。至于我朝,兴起于辽东海隅,本不是蒙古部族。假使过去明朝君王能以精诚至信的准则,统御海内四方,使我朝倾心归往,那么我朝入主中原而代之,也不会被理解为篡夺窃位的恶名了。我朝自太祖、太宗以来,愈益昌明炽盛;明朝自万历、天启以后,却是更加微弱熄灭。明朝早已不是我朝之敌,它自失天下于流民,是上天保佑我朝成为华夏君主。世祖皇帝君临万千邦国,圣祖皇帝累世升平昌盛,合蒙古、中原成为一统之国体,并东南极边远的番彝各部族都收归版图之内。自古以来,华夏中国的疆域,直到今日才这样开阔广大。凡是生民百姓都应当庆幸庆贺,还将什么中原内外、华夏与夷狄民族之分的言论可讲呢?曾静有什么辨说的话,要据实一一招供出来。钦此。

【原文】

曾静供:弥天重犯山野无知,于人事无一得通,自犯罪以来,只有惶恐战栗,万死待罪而已,更有何说可以分辨?今承高厚之恩,复降谕旨语问。反复细读,字字句句皆发从古圣贤所未发,义蕴精深弘博,已到至处极处。在弥天重犯实无一言可以分疏、解免其罪,但自计当初狂举之念,处处皆从不知圣德高深,错执人言起见。因念人之五伦,虽有人合、天合之分,其实皆本天而出,根性而具,所以圣人谓之达道。惟其谓之达道,所以通古今、遍四海而不异。五伦之中,又惟君臣、父子为更大。君臣虽从义生,而以人合;父子虽从仁出,而以天合。其实君臣之伦,大过父子之亲。盖以父则对子,其尊只在子一身之上;君乃天下万物之大父大母,其尊与天配,在万物之上,故五伦以君臣为首。而所以处之者,彼此有当然各尽之道,本不相期待。在君之职以天自处,所以一切寒暑怨咨有不屑计;而为臣为民者,一身之生杀,唯君所命,不敢以私怨生怼叛之心。虽圣人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两边平放,其实不相期待。臣之忠君,乃天命之自然,不是因君使臣以礼而后臣得事君以忠,所以朱子注云:“二者皆理之当然,各欲自尽而已。”玩“理之当然”四字,见得臣之忠君,原从天出,不是报答君恩。君加恩于臣,在臣固当忠君,即不加恩于臣,而臣亦当忠。诚如圣谕所示:“父虽不滋其子,子不可不顺其亲;君即不抚其民,民不可不戴其后。”

盖臣之忠君,乃天命之当然,所性之自然,岂计君恩之轻重哉!试看文王遭纣之昏乱而不改小心服事之节,圣人称为至德。曾子作《大学》传,释“止至善”章,引文王作榜样,以为止善之极则,曰:“为人臣,止于敬”,而不及汤武者,正为此个缘故。今谕旨谓“抚我则后,虐我则仇”非正论,正合文王、孔、曾之旨。盖“抚我则后,虐我则仇”,乃武王将伐纣而誓师之权词。汤武之事,本非圣人之得己,但所遇之时不同,究其极而仍合于义耳。初非其所乐为,而可以为法于天下后世也。故必有汤武之至德深仁,而又遇桀纣之昏乱失德,以汤武而遇桀纣,又要看天命,验民心,方可行得。然在圣人心中,终是不满,终不免以此为惭,岂后世莽、操等所得借口乎!盖圣人处此,只为常经到此穿绝,理势不得不变,所以就时地上裁制,不得已而为古今之通义,以持续天理耳。故此一种道理,非大圣人不能用。所以圣人说个未可与权,虚悬此理于天地间,而未敢轻以许人耳。今我皇上因父子之亲则剖析分示,推出此理,兼使弥天重犯得以闻所末闻,此诚不幸中之大幸事也。

【译文】曾静供道:“我这弥天重犯本是山野无知之人,对人情事理没有一件能够通达的,自从获罪以来,只有战栗惶恐,等待以万死之刑抵罪而已,又有什么话可以分辩?今日承蒙我皇上高厚的恩德,再次降谕旨讯问。反复细读旨意,字字句句讲得都是古代圣贤所未曾阐发过的道理,内中义旨蕴含精深弘博,已达到最高最广的境界。对我这弥天重犯来讲,实在没有一言一语可以分疏,解免自己的罪过。但自己思量当初的狂妄举动,处处都是因为不了解皇上圣德高深,错听信别人流言而引起的。论说人间的五种伦常,虽有合于人性合于天理的分别,其实都出自于本来的天性,是人的根本性理所应具备的。所以圣贤认为这是达道。只有其认为达道,因此贯通古今,遍传四海而没有差异。五伦当中,又只有君臣、父子的伦常为更大。君与臣的关系虽然生自于义理,而合于人性;父与子的关系虽然出自仁德,而合于天理。其实君臣之伦理,超过了父子的亲情。父亲对自己的儿子,其尊贵只在儿子一人之上。君王本是天下万物的大父大母,其尊贵与上天齐配,在万物之上。所以五伦中以君臣的关系为首要,而各自处于不同的地位,彼此都有自己应当尽的职责,原本不能互相期待。居君王的职位以天子自处,世间一切寒暑怨咨不屑于计较,而为臣为民的,自身的生杀命运,只有君王的命令所能决定,不敢因私念而生怨恨叛逆之心。虽然圣贤说过:“君王差使下臣要以礼相待,下臣侍奉君王要报以忠心。”

两边似乎平等,其实不可互相期待。为臣的忠于君王,是天命的自然之理,不是因为君王差使下臣以礼相待之后,下臣再侍奉君王报以忠心,所以朱熹注疏说:“二者皆是天理当然之事,各应该尽到自己的职责罢了。”

推究“天理当然”这四个字,可见得下臣效忠于君王,原就出自于天理,不是为了报答君恩。君王施加恩德于下臣,做下臣的固然应当效忠君王,但即使君王不施加恩德于下臣,下臣也应当效忠于君王,就如皇上圣谕所说的:“父亲虽然不慈爱自己的儿子,儿子不能不孝顺自己的父亲;君王即使不能抚爱自己的臣民,臣民不能不拥戴自己的君王。”

这下臣的效忠君王,本是天命的当然之理,又是人性的自然之理,岂能计较君王恩德的轻重呢!试看周文王遭到殷纣王昏乱对待时而不改小心服侍的事例,圣贤将它称赞为至德。曾子作《大学》传注,在“止至善”一章的注释中,引用周文王的事例作榜样,认为是达到了善行的极点。他说:“作为人臣,要做到恭敬忠诚。”世间凡是不如商汤、周武王德行的,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如今皇上谕旨说:“抚爱我的就是自己的君王,虐害我的就是自己的仇敌。”

这句话并非正确的理论,这正符合周文王、孔子、曾子言行的意旨。所谓“抚爱我的就是自己的君王,虐害我的就是自己的仇敌”,本是周武王准备讨伐殷纣王时誓师的权宜之词。商汤、周武王讨伐夏桀、殷纣王,本不是圣贤认为可行之事,但他们遇到的时机不同,,推究其根源仍然是合乎于义理而已。当初也并非他们乐于要做此事,而认为可以效法于天下后世的,所以必然要有商汤、周武王的至德深仁,而又遇上夏桀、商封王的昏乱失德,即使象商汤、周武王而遇上夏桀、商纣王,又要看天命,验人心,才可行得犯上讨伐之事。然而,圣贤心中,到底是不满意这种行为,始终难免以此而惭愧,岂能是后世王莽、曹操之辈所得到的借口!因为圣贤当时的处境是正常的,经义到此已经穷绝,事理的趋势不得不变化,所以就顺其天时地利时对昏君实施裁制,不得已而为,以使古今的通义接续上天理罢了。因此,这种道理,不是大圣大贤的人不能应用。所以圣贤对此也没有说个可否,空悬此理于天地间,而不敢轻易许上学用而已。如今我皇上因父子的亲情而剖析分示,推论出这个道理,也使我这弥天重犯闻知了从没有听说的事理,这真是不幸中的大幸。

【原文】

因回思我皇上子惠元元,尽六合而皆然,所以抚绥我辈赤子者,本元间于山西、湖广,而山西之民醇良,湖广民俗浇悍,几烦圣虑,叠沛皇恩,以尽抚我之道。今圣德谦光,圣教诚笃,深仁厚泽,归美圣祖。于此见湖南之民,不唯沐我皇上之深恩,当思忠顺,以事其上,即推想圣祖至德,亦无不当输诚尽分以竭其忠。

况为民当身正义,处覆冒之下,既食毛而践土,君即不抚其民,民不可不仰戴其君者乎!思量到此,弥天重犯虽粉身碎骨,不足以偿万剐之罪,更有何说可以解脱!况弥天重犯既知感圣祖之深恩而持服尽哀,独不思推圣祖大德于我皇上而思忠孝顺?今明旨诘问及此,虽木石亦当动心,况弥天重犯身带血气,有不割肝泣泪者乎!所痛恨者,只为自居山谷,我皇上御极初年,大德尚未遍洽,即为奸言先入,以此递递叠闻,遂尔步步生疑。唯其有元年之流谤在心,是以后此之谣传得以入耳。而奸党造谤之大,皆与圣祖皇帝为仇为敌之事。以弥天重犯当日看得君父之伦重大,痛当身受圣祖皇帝四十余年抚绥之恩,吃紧此义,不觉透骨彻髓,只思报效于圣祖,思为圣祖皇帝之忠民义士,于义合当为圣祖皇帝舍身致死,以是妄萌悖逆之念,甘蹈赤族之诛而不辞耳。即谓惑于吕留良之悖论,在当时尚属第二、第三义。逆书虽有其说,然亦是看得君父之伦重,故以是劝岳钟琪耳。其实多为感圣祖皇帝之深恩大德起念,所以圣祖宾天,弥天重犯持服尽哀,发于至性。在当时悲思,竟有不堪对人者,每暗地流涕拭泪,在己亦不自知其何以至是。原无意于人知,以为忠孝是读书人本分事,为各人自尽之道,岂敢希冀人知!一著人知之念,即为伪矣。尚得有忠孝乎!

【译文】现在回忆思想我皇上爱民如子,四方天下都是一样,对我们赤子百姓抚爱安绥,本来就不分山西、湖广,而山西百姓民风醇厚良善,湖广百姓民俗浇薄强悍,多次烦劳皇上圣虑忧念,屡屡施沛皇恩厚德,以尽抚爱百姓的懿行。

如今我皇上圣德谦光,圣孝诚笃,深仁厚泽,都归美于圣祖皇帝。于此可见湖南的百姓,不仅是沐受我皇上的深恩,应当思量忠顺事从朝廷;即使是推想圣祖皇帝的大德,也应当奉公献纳,尽守职分,以竭尽自己的忠心。何况作臣民的要自身正义,处于朝廷覆盖之下,既蒙受皇恩,君王即使不抚绥其臣民,臣民却不可不敬仰拥戴其君王呢!思量到这里,我这弥天重犯虽然是粉身碎骨,也不能够抵偿万剐之罪,又有什么言语可以解脱辩解!更何况我已感知圣祖皇帝的深恩而持丧服尽哀奠祭,能不思量推想圣祖皇帝的大德于我皇上之身,而尽忠孝顺呢?

今皇上明旨讯问到这里,虽然是木石也应当动心,何况这弥天重犯身存血气,能不割肝泣泪吗!心中所痛恨的,只因为自己身居山野僻谷,我皇上登基初年,大德尚未遍布浸润,即被奸党流言所先传入,从此谣言连连不断,逐渐慢慢生有疑心,只有雍正元年的流言谤语暗存于心,才使以后的各种谣传传入耳中。而乱贼奸党们造谣毁谤,多都是些与圣祖皇帝为敌为仇之事。我这弥天重犯当时把君王和父亲的伦常看得重大,痛感自身蒙受圣祖皇帝四十余年抚绥的恩德,认准此义理,不觉透骨彻髓,只思念报效于圣祖皇帝,要做圣祖皇帝的忠民义士,于义理也应当为圣祖皇帝舍身致死,于是轻妄地萌发了悖逆的念头,甘愿赴蹈灭门之极刑而不推辞。

就是被惑于吕留良的谬论,在当时还属于第二、第三层含义。我自撰的叛逆书籍中虽然有些说法,然而也是把君父的伦常看得重要,因此,以这些理由劝说岳钟琪而已。其实多为自己感戴圣祖皇帝的深恩大德起念,所以圣祖皇帝升天时,我持丧服尽哀祭奠,发自于天性良心。在当时悲哀思念圣祖皇帝,竟然不堪于公开众人面前,只是暗地里流涕拭泪,自己也不知道为何竟然这样悲哀至深。原来自己也不想使别人得知,认为忠孝是读书人的本分之事,是各人应尽的职责,怎敢希望别人知晓!一有使人知晓的心念,就是虚伪了。还能说有忠孝之心吗!

【原文】

前供所以说到此处者,只为弥天重犯犯此大罪,心事未易明白,故缘此以为证据耳。

其实当日一片赤心肫切并未说到。故在当时,非弥天重犯全然死心,只为谮言流毒,多切紧圣祖皇帝身上。岂意我皇上大孝大德,为圣祖皇帝同德嫡体而更有光者乎!倘若弥天重犯以毫无影响之流言,不察真伪,而使肆为诬蔑。揆以君臣之义,情同父子之亲,彼人有诬弥天重犯之父以盗名,捏弥天重犯之母淫行,在弥天重犯情必不安,必察而辨之,且为之掩护之。而人于我皇上之诬捏,则遽信以为实,漠不加察,较之父子之情,相去悬绝,弥天重犯万死之罪,实无所逃。但当初之狂举妄动,而误信以为实者,亦以圣祖皇帝之恩德在人者深,为民者无不冀圣子圣孙之继其统。当时心中所期,以为处今日,即皇上偶有德不及圣祖处,在民间亦必为之掩护,不忍宣扬。今所闻如此,且以为言出于京城往来道路人口,并非起于民间,因妄疑圣祖皇帝非有仇于人者,而今日所闻如是,必有其因。况天子本四海之共主,人只有爱戴颂扬,谁甘不良而肯造言讪谤!是以弥天重犯当日,一为从未历过世路倾险,识透人情有此变诈;二为从未到过京师,得闻奸党如此阴毒;三为圣德高深,湖山万里,未得骤闻。因此三事未谙,以致谮谤流言得以乱听。

况阿其那、塞思黑、允等之奸党,流布民间,本非一处一种。除充发广西外,尚有诡名变迹,借游学为名者,而其所诋诬圣德,多由谈文论学引入。山野蝼蚁,从何窥测其底里?因此不觉为之摇惑煽动。若奸党充发,所过省郡极多,不止湖南一省,即山西地方,岂无此等逆党流言?独不能惑人之听,而唯湖南奸民一闻蜚语,即起叛逆之心?夫奸人有心造谤,每乘人之虚而避人之实,诚以虚则吾言易入,实则吾言易识。故其不肯在山西、河南等近处传布者,以山西、河南等省离帝都近,往来者多,皇上之至德声称,人人所习闻,心中实而有主故也。惟湖南离帝都远,往来者少,我皇上之至德声称,未得遍洽,山谷知之者少,心中虚而易惑故也。非山西与湖南之民全异,实所处之地有不同也。

【译文】

前番供词之所以说到这些,只为我犯下如此重罪,心事未能轻易表明,因此讲出这些话作为证据而已,其实当初自己的一片赤诚恳切之心并没有说到。所以在当时,不是我已经全然死心,只因为受谮言流毒所害,忠心多贴紧于圣祖皇帝身上了。岂能想到我皇上大孝大德,本就是圣祖皇帝的同德嫡体并且更有光采呢!如果像我这样以毫无影响的流言蜚语,不察问真伪,便肆意诬蔑毁谤,揆度于君臣的义礼,本就同于父子的亲情。他人诬蔑我的父亲有盗窃的行为,捏造我的母亲有淫荡的行为,我的心情必然是不安,一定要查问清楚,为父母辩解,并且为他们掩护。而有人对皇上进行诬蔑捏造,自己便信以为真,漠然不予察问,比起对父母的情义,相差悬殊甚远,我这弥天重犯万死的罪行,实在是无法逃脱。但是,当初的轻举妄动,误听信谣言而认为是实情,也是因为圣祖皇帝的恩德已经深入了人心,作臣民的无不希望朝廷圣子圣孙能继承其大统。当时心中所想,认为处在今日,即使我皇上偶然有德行不如圣祖皇帝之处,民间的百姓们也必然会为其掩护,不忍心宣扬。今所闻听的这些传言,认为都出自于往来京城的人口中,并不是起于民间,因此妄自疑惑圣祖皇帝对人并没有仇怨,今日听到传闻的这些事,必然有其原因,何况天子本是四海天下的共同君主,世人只有爱戴颂扬,谁甘心冒不良之名而肯造谣毁谤呢!这样我在当时,一是从来未经历过人世道路的倾险,不能识透人情有如何的变换诡诈;二是从未到过京师,不能闻知奸党乱贼如此阴险歹毒;三是皇上圣德高深,但湖山万里隔阻,不能及时遍传知晓。因这三件事不熟悉了解,以至于误听信了谮谤流言。

况且阿其那、塞思黑、允等乱贼奸党,流布于民间,也不是一处一路。除去充配发放广西的罪犯外,还有化名变迹,借巡游讲学为名的人。而他们诋毁诬蔑皇上圣德,多是从谈文论学入手的。山野愚民,又从哪里可以窥测清楚他们的底细来历呢?因此不知不觉便被他们蛊惑煽动。至于奸党乱贼获罪发配,所经过的省郡很多,也不止湖南一省,即使是山西地方,岂能没有这些逆党的流言?却独自不能惑人是听,为什么只有湖南的奸民一听到蜚语,即生起叛逆之心?这奸党乱贼有心造谣惑众,多是乘人之虚而避人之实,其心中空虚,流言就容易传入,其心中踏实,流言就容易被识破。之所以奸党不肯在山西、河南等近省地方传布流言,是因为山西、河南等省离京都很近,往来的人多,我皇上至高的德行和声名,人人都能闻知,心中踏实而有主见。

只有湖南离京都遥远,往来的人少,我皇上至高的德行和声名,未能遍布浸润,山野僻谷闻知圣德的人不多,心中空虚,自然容易被蛊惑煽诱了。这不是山西与湖南的百姓性理全然有分别,实在是所处的地理不同。

【原文】

至若谕旨以华夷之辨,推原于昔之历代人君不能中外一统,而自作此疆彼界之见。且谓明祖以元末奸民起事,恐人袭其故智,故汲汲以防民奸;其威德不足以抚有蒙古之众,故兢兢以防边患;以及先有猜疑百姓之心,而不能视为一体,又何以得心悦诚服之效?先有畏慎蒙古之意,而不能视为一家,又何以成中外一统之规?大哉皇言!既与天地同体,复与天地同用。于穆天也,而我皇上配对之,不见其不足;我皇上也,而天全体之,不见其有余。况见透汉、唐、宋、明几多英主隐曲作用,直同儿戏。不唯德量同天,心公到至处;而且眼界高出日月之上,明察到极处。此等境界,自古帝王所少到,而此等议论,自古圣人所未发。苟非我皇上身亲历到,焉能辨别到此至处,焉能包容到此极处,焉能阐发到此至微至细处!况复以感人之道,总归一诚,尤俨然活露天体之大矣。盖惟天至诚,惟其至诚,所以覆冒无外,感而遂通。故《中庸》言:“诚”,必推极于天,惟其诚能合乎天,所以高明光大,博厚悠久,与天无异世。此我皇上所以合蒙古,中国成一统之盛,凡天所覆冒者,俱归版图,凡属民生,皆当庆幸,岂有华夷中外之间哉!理到至处,行到极处,虽尧舜复起,亦不能赞一词。而我皇上不惟规模弘远,开中天之隆会;抑且道德广大,立万世之成规。人君不能修身配天,强分中外华夷,到此直堪耻无地矣。况欺世盗名,假窃圣言余唾以混理学之正者,逆天不亦甚欤!至是而益信我朝名义之正,德业之隆,诚极生民所未有世。猗欤盛哉!

【译文】

至于皇上谕旨所说的华夏夷狄民族之分,推论出原就是由于往昔的历代君王不能实现中原内外一统成规,而自作这个区域那个地界的浅薄见解。并且指出明太祖本是元朝末年由奸民起事而兴盛起来的,心中惟恐有人沿袭自己的老计谋,所以急切于防护奸民;其声威德望不能抚绥蒙古部众,便小心谨慎防护于边患。先存有猜疑百姓之心,而不能视君王与臣民为一体,又怎能得到臣民心悦诚服的收效呢?先怀有畏惧蒙古之意,而不能视中原和边远各少数民族为一家,又怎能形成中原内外一统的规制呢?皇上所言真是英明伟大啊!既与天地同为一体,又与天地所共用。对于上天,我皇上的圣明与其相配对,不见得有什么比不上的;对我皇上,以上天全部的德理与其相比较,也不见得有多余的。

况且我皇上见解透彻汉、唐、宋、明几代诸多英明君主隐蔽委屈的作用,真如儿戏一般。不仅仅是德量齐天,出天公心到最高之处;而且眼界高出日月之上,明察秋毫。此等境界,自古以来的帝王都少见到,而此等议论,自古以来的圣贤都没有阐发过。假如不是我皇上所亲身经历,怎能辨别到如此至明之处!怎能包容到如此极深之处!又怎能阐发到如此至微至细之处!况且又将深入感化别人的道理,归结为一个诚”字,更俨然显露出天体的伟大了。只有上天至诚至信,只有我皇上至诚至信,所以覆盖不分内外,感化而通达四方。因此《中庸》评诚信”时,必然推论其可高于上天,只有诚信可合乎天意,所以光明正大,博厚悠久,与上天无异。

我当今皇上所以合蒙古、中原成一统之盛世,凡上天覆盖之地,俱归于版图,所有的臣民百姓,都应当庆幸庆贺,岂能再有什么华夏夷狄内外之分!其义理到了最精深之处,品行到了最高尚之处,虽然是尧舜复生再起,也不能被赞颂于同样的言词,而我皇上不只是规模弘远,开创中天之隆盛,并且道德广大,立设万事之成规。作为人君,如果不能够修省自身,德行配天,而强要分中原内外华夏夷狄,到此只怕是难堪羞愧,无地自容了。何况欺世盗名,假窃圣贤片言只语以混淆理学正论的人,悖逆天意不也是太过分了吗?因此我更加相信本朝名正义顺,德业大隆,真正是人间所没有,何其兴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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