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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重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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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桓公曰:“轻重有数乎?”管子对曰:“轻重无数,物发而应之,闻声而乘之。故为国不能来大下之财,致天下之民,则国不可成。”桓公曰:“何谓来天下之财?”管子对曰:“昔者桀之时,女乐三万人,端譟晨,乐闻于三衢,是无不服文绣衣裳者。伊尹以薄之游女工文绣篡组,一纯得粟百钟于桀之国。夫桀之国者,天子之国也,桀无天下忧,饰妇女钟鼓之乐,故伊尹得其粟而夺之流。此之谓来天下之财。”桓公曰:“何谓致天下之民?”管子对曰:“请使州有一掌,里有积五窌。民无以与正籍者予之长假,死而不葬者予之长度。饥者得食,寒者得衣,死者得葬,不资者得振,则天下之归我者若流水,此之谓致天下之民。故圣人善用非其有,使非其人,动言摇辞,万民可得而亲。”桓公曰:“善。”

桓公问管子曰:“夫汤以七十里之薄,兼桀之天下,其故何也?”管子对曰:“桀者冬不为杠,夏不束柎,以观冻溺。弛虎充市,以观其惊骇。至汤而不然。夷兢而积粟,饥者食之,寒者衣之,不资者振之,天下归汤若流水。此桀之所以失其天下也。”桓公曰:“桀使汤得为是,其故何也?”管子曰:“女华者,桀之所也,汤事之以千金;曲逆者,桀之所善也,汤事之以千金。内则有女华之陰,外则有曲逆之陽,陰陽之议合,而得成其天子。此汤之陰谋也。”

桓公曰:“轻重之数,国准之分,吾已得而闻之矣,请问用兵奈何?”管子对曰:“五战而至于兵。”桓公曰:“此若言何谓也?”管子对曰:“请战衡,战准,战流,战权,战势。此所谓五战而至于兵者也。”桓公曰:“善。”

桓公欲赏死事之后,曰:“吾国者,衢处之国,馈食之都,虎狼之所栖也,今每战舆死扶伤,如孤,茶首之孙,仰倳戟之宝,吾无由与之,为之奈何?”管子对曰:“吾国之豪家,迁封、食邑而居者,君章之以物则物重,不章以物则物轻;守之以物则物重,不守以物则物轻。故迁封、食邑、富商、蓄贾、积余、藏羡、跱蓄之家,此吾国之豪也,故君请缟素而就士室,朝功臣、世家、迁封、食邑、积余、藏羡、跱蓄之家曰:‘城肥致冲,无委致围。天下有虑,齐独不与其谋?子大夫有五谷菽粟者勿敢左右,请以平贾取之子。’与之定其券契之齿。釜鏂之数,不得为侈弇焉。困穷之民闻而籴之,釜鏂无止,远通不推。国粟之贾坐长而四十倍。君出四十倍之粟以振孤寡,牧贫病,视独老穷而无子者;得相鬻而养之,勿使赴于沟浍之中,若此,则士争前战为颜行,不偷而为用,舆死扶伤,死者过半。此何故也?士非好战而轻死,轻重之分使然也。”

桓公曰:“皮、干、筋、角之征甚重。重籍于民而贵市之皮、干、筋、角,非为国之数也。”管子对曰:“请以令高杠柴池,使东西不相睹,南北不相见。”桓公曰:“诺。”行事期年,而皮、干、筋、角之征去分,民之籍去分。桓公召管子而问曰:“此何故也?”管子对曰:“杠、池平之时,夫妻服簟,轻至百里,今高杠柴池,东西南北不相睹,天酸然雨,十人之力不能上;广泽遇雨,十人之力不可得而恃。夫舍牛马之力所无因。牛马绝罢,而相继死其所者相望,皮、干、筋、角徒予人而莫之取。牛马之贾必坐长而百倍。天下闻之,必离其牛马而归齐若流。故高杠柴池,所以致天下之牛马而损民之籍也,《道若秘》云:‘物之所生,不若其所聚。’”

桓公曰:“弓多匡(车多)者,而重籍于民,奉缮工,而使弓多匡(车多)者,其故何也?”管子对曰:“鹅骛之舍近,鹍鸡鹄(鸟包)之通远。鹄鹍之所在,君请式璧而聘之。”桓公曰:“诺。”行事期年,而上无阙者,前无趋人。三月解(去勹),弓无匡(车多)者。召管子而问曰,“此何故也?”管子对曰:“鹄鹍之所在,君式璧而聘之。菹泽之民闻之,越平而射远,非十钧之不能中鹍鸡鹄(鸟包)。彼十钧之,不得(上非下束)擏不能自正。故三月解医而弓无匡(车多)者,此何故也?以其家习其所也。”

桓公曰:“寡人欲藉于室屋。”管子对曰:“不可,是毁成也。”“欲藉于万民。”管子曰:“不可,是隐情也。”“欲藉于六畜。”管子对曰:“不可,是杀生也。”“欲藉于树木。”管子对曰:“不可,是伐生也。”“然则寡人安藉而可?”管子对曰:“君请藉于鬼神。”桓公忽然作色曰:“万民、室屋、六畜、树木且不可得藉:鬼神乃可得而藉夫?”管子对曰:“厌宜乘势,事之利得也;计议因权,事之囿大也。王者乘势,圣人乘幼,与物皆宜。”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对曰:“昔尧之五吏五官无所食,君请立五厉之祭,祭尧之五吏,春献兰,秋敛落;原鱼以为脯,鲵以为殽。若此,则泽鱼之正,伯倍异日,则无屋粟邦布之藉。此之谓设之以祈祥,推之以礼义也。然则自足,何求于民也?”

桓公曰:“天下之国,莫强于越,今寡人欲北举事孤竹、离枝,恐越人之至,为此有道乎?”管子对曰:“君请遏原流,大夫立沼池,令以矩游为乐,则越人安敢至?”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对曰:“请以令隐三川,立员都,立大舟之都。大身之都有深渊,垒十仞。令曰:‘能游者赐千金。’未能用金千,齐民之游水,不避吴越。”桓公终北举事于孤竹、离校。越人果至,隐曲蔷以水齐。管子有扶身之士五万人,以待战于曲菑,大败越人。此之谓水豫。

齐之北泽烧,火光照堂下。管子入贺桓公曰:“吾田野辟,农夫必有百倍之利矣。”是岁租税九月而具,粟又美。桓公召管子而问曰:“此何故也?”管子对曰:“万乘之国、千乘之国,不能无薪而炊。今北泽烧。莫之续,则是农夫得居装而卖其薪荛,一束十倍。则春有以倳耜,夏有以决芸。此租税所以九月而具也。”

桓公忧北郭民之贫、召管子而问曰、“北郭者,尽屦缕之甿也,以唐园为本利,为此有道乎?”管子对曰:“请以令:禁百钟之家不得事鞒,千钟之家不得为唐园,去市三百步者不得树葵菜,若此,则空闲有以相给资,则北郭之甿有所雠。其手搔之功,唐园之利,故有十倍之利。”

管子曰:“陰王之国有三,而齐与在焉。”桓公曰:“此若言可得闻平?”管子对曰:“楚有汝、汉之黄金,而齐有渠展之盐,燕有辽东之煮,此陰王之国也。且楚之有黄金,中齐有蔷石也。苟有之不工,用之不善,天下倪而是耳。使夷吾得居楚之黄金,吾能令农毋耕而食,女毋织而衣。今齐有渠展之盐,请君伐菹薪,煮沸火水为盐,正而积之。”桓公曰:“诺。”十月始正,至于正月,成盐三万六千钟。召管子而问曰:“安用此盐而可?”管子对曰:“孟春既至,农事且起。大夫无得缮冢墓,理宫室,立台榭,筑墙垣。北海之众无得聚庸而煮盐。若此,则盐必坐长而十倍。”桓公曰:“善。行事奈何?”管子对曰:“请以令粜之梁、赵、宋、卫、濮陽,彼尽馈食之也。国无盐则肿,守圉之国,用盐独甚。”桓公曰:“诺。”乃以令使粜之,得成金万一千余斤。桓公召管子而问曰:“安用金而可?”管子对曰:“请以令使贺献、出正籍者必以金,金坐长而百倍。运金之重以衡万物,尽归于君。故此所谓用若挹于河海,若输之给马。此陰王之业。”

管子曰:“万乘之国必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必有干金之贾,百乘之国必有百金之贾,非君之所赖也,君之所与。故为人君而不审其号令,则中一国而二君二王也。”桓公曰:“何谓一国而二君二王?”管子对曰:“今君之籍取以正,万物之贾轻去其分,皆入于商贾,此中一国而二君二王也。故贾人乘其弊以守民之时,贫者失其财,是重贫也;农夫失其五谷,是重竭也。故为人君而不能谨守其山林、菹泽、草莱,不可以立为天下王。”桓公曰:“此若言何谓也?”管子对曰:“山林、菹泽、草莱者,薪蒸之所出,牺牲之所起也。故使民求之,使民藉之,因此给之。私之于民,若弟之与兄,子之与父也,然后可以通财交殷也,故请取君之游财,而邑里布积之。陽春,蚕桑且至,请以给其口食筐曲之强。若此,则絓丝之籍去分而敛矣。且四方之不至,六时制之:春日倳耜,次日获麦,次日薄芋,次日树麻,次日绝菹,次日大雨且至,趣芸壅培。六时制之,臣给至于国都。善者乡因其轻重,守其委庐,故事至而不妄。然后可以立为天下王。”

管子曰:“一农不耕,民或为之饥;一女不织,民或为之寒。故事再其本,则无卖其子者;事三其本,则衣食足;事四其本,则正籍给;事五其本,则远近通,死得藏。今事不能再其本,而上之求焉无止,是使涂不可独行,遗财不可包止。随之以法,则是下艾民。食三升,则乡有正食而盗;食二升,则里有正食而盗;食一升,则家有正食而盗。今不反之事,而食四十倍之粟,而求民之毋失,不可得矣。且君朝令而求夕具,有者出其财,无有者卖其衣屦,农夫粜其五谷,三分贾而去。是君朝令一怒,布帛流越而之天下。君求焉而无止,民无以待之,走亡而栖山阜。持戈之士顾不见亲,家族失而不分,民走于中而士遁于外。此不待战而内败。”

管子曰:“今为国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今君躬犁垦田,耕发草土,得其谷矣。民人之食,有人若干步亩之数,然而有饿馁于衢闾者何也?谷有所藏也。今君铸钱立币,民通移,人有百十之数,然而民有卖子者何也?财有所并也。故为人君不能散积聚,调高下,分并财,君虽强本趣耕,发草立币而无止,民犹若不足也。”桓公问于管子曰:“今欲调高下,分并财,散积聚。不然,则世且并兼而无止,蓄余藏羡而不息,贫贱鳏寡独老不与得焉。散之有道,分之有数乎?”管子对曰:“唯轻重之家为能散之耳,请以令轻重之家。”恒公曰:“诺。”东车五乘,迎癸乙于周下原。桓公问四因与癸乙、管子、宁戚相与四坐,桓公曰:“请间轻重之数。”癸乙曰:“重籍其民者失其下,数欺诸侯者无权与。”管子差肩而问曰:“吾不籍吾民,何以奉车革?不籍吾民,何以待邻国?”癸乙曰:“唯好心为可耳!夫好心则万物通,万物通则万物运,万物运则万物贱,万物贱则万物可因。知万物之可因而不因者,夺于天下。夺于天下者,国之大贼也。”桓公曰,“请问好心万物之可因?”癸乙曰:“有余富无余乘者,责之卿诸侯;足其所,不赂其游者,责之令大夫。若此则万物通,万物通则万物运,万物运则万物贱,万物贱则万物可因矣。故知三准同策者能为天下,不知三准之同策者不能为天下。故申之以号令,抗之以徐疾也,民乎其归我若流水。此轻重之数也。”

桓公问于管子曰:“今倳戟十万,薪菜之日虚十里之衍;顿戟一譟,而币之用日去千金之积。久之,且何以待之?”管子对曰:“粟贾平四十,则金贾四千。粟贾釜四十则钟四百也,十钟四千也,二十钟者为八千也。金贾四千,则二金中八千也。然则一农之事,终岁耕百亩,百亩之收不过二十钟,一农之事乃中二金之财耳。故粟重黄金轻,黄金重而粟轻,两者不衡立,故善者重粟之贾。釜四百,则是钟四千也,十钟四万,二十钟者八万。金贾四千,则是十金四万也,二十金者为八万。故发号出令,曰一农之事有二十金之策。然则地非有广狭,国非有贫富也,通于发号出令,审于轻重之数然。”

管子曰:“湩然击鼓,士愤怒;槍然击金,士帅然。策桐鼓从之,舆死扶伤,争进而无止。口满用,手满钱,非大父母之仇也,重禄重赏之所使也。故轩冕立于朝,爵禄不随,臣不为忠;中军行战,委予之赏不随,士不死其列陈。然则是大臣执于朝,而列陈之士执于赏也。故使父不得子其子,兄不得弟其弟,妻不得有其夫,唯重禄重赏为然耳,故不远道里而能威绝域之民,不险山川而能服有恃之国,发若雷霆,动若风雨,独出独入,莫之能圉。”

桓公曰:“四夷不服,恐其逆政游于天下而伤寡人,寡人之行为此有道乎?”管子对曰:“吴越不朝,珠象而以为币乎?发、朝鲜不朝,请文皮、?服而为币乎?。禺氏不朝,请以白璧为币乎?昆仑之虚不朝,请以璆琳、琅玕为币乎?故夫握而不见于手,含而不见于口,而辟千金者,珠也;然后,八千里之吴越可得而朝也。一豹之皮,容金而金也;然后,八千里之发、朝鲜可得而朝也。怀而不见于抱,挟而不见于掖,而辟千金者,白璧也;然后,八千里之禺氏可得而朝也。簪珥而辟千金者,璆琳、琅玕也;然后,八千里之昆仑之虚可得而朝也。故物无主,事无接,远近无以相因,则四夷不得而朝矣。”

【译文】

桓公说:“掌握轻重之策有定数么?”管仲回答说:“掌握轻重之策没有定数。物资一动,措施就要跟上;听到消息,就要及时利用。所以,建设国家而不能吸引天下的财富,招引天下的人民,则国家不能成立。”桓公说:“何谓吸引天下的财富?”管仲回答说:“从前夏桀时,女乐有三万人,端门的歌声,清晨的音乐,大路上都能听到;她们无不穿着华丽的衣服。伊尹便叫薄地无事可做的妇女,织出各种华美的彩色丝绸。一匹织物可以从夏桀那里换来百钟粮食。桀的国家是天子之国,但他不肯为天下大事忧劳,只追求女乐享乐,所以伊尹便取得了他的粮食并纵了他的市场商品流通。这就叫作吸引天下的财富。”桓公说:“何谓招引天下的人民?”管仲回答说:“请在每个州设一个主管官吏,在每个里贮备五窖存粮。对那种纳不起税的穷苦人家给予长期借贷,对那种无力埋葬死者的穷苦人家,给予安葬费用。如做到饥者得食,寒者得衣,死者得到安葬,穷者得到救济,那么,天下人归附我们就会象流水一样。这就叫作招引天下的人民。所以。圣明君主善于利用不属于自己所有的财富,善于役使不属于自己统辖的人民,一旦发出号召,就能使万民亲近。”桓公说:“好。”

桓公问管仲说:“商汤仅用七十里的‘薄’地,就兼并了桀的天下,其原因何在呢?”管仲回答说:“梁不许百姓冬天在河上架桥,夏天在河里渡筏,以便观赏人们受冻和受淹的情况。他把雌虎放在市街上,以便观赏人们惊骇的情态。商汤则不是如此。收贮蔬菜和粮食,对饥饿的人给饭吃,对挨冻的人给衣穿,对贫困的人给予救济,天下百姓归附商场如流水,这就是夏架丧失天下的原因。”桓公说:“夏桀何以导致商汤达到这种目的呢?”管仲说:“女华,是桀所的妃子,汤用千金去贿赂她;曲逆,是桀所亲近的大臣,汤也用千金去贿赂他。内部有女华的暗中相助,外则有曲逆公开相助,暗地与公开计议相配合,而汤得成其为天子。这是商场的机密策略。”

桓公说:“轻重的理财之法,国准的五种区别,我都已知道了,请问用兵怎么办?”管仲回答说:“经过五个方面的战斗就可以作用到军事上了。”桓公说:“这话是什么意思?”管仲回答说:“请在平衡供求上作战,在调节物价上作战,在物资流通上作战,在运用权术上作战,在利用形势上作战。这就是所谓经过五个方面的战斗就可以作用到军事上了。”桓公说:“好。”

桓公想对死难者的后代进行抚恤,他说:“我们国家,是处在四面受敌地位的国家,是依靠国外输入粮食的国家,又是虎狼野兽栖息的山区。现在每次战争都有死伤。对于死难者的孤儿:那些白发老人的孙子,对靠丈夫当兵过活的寡妇,没有东西救济他们,该怎么办?”管仲回答说:“我们国家的豪门大族:那些升大官、有采邑囤积财物的人们,国君若控制这些人的财物,市场物价就可以上涨,不控制就下降;若把这些人的财物掌握起来,物价就可以上涨,不掌握就下降。因为当大官的、有采邑的、富商、蓄贾、积余财的、藏盈利的、囤积财物的人家,都是我们国家的富豪。所以,国君要穿上白布丧衣到官府去,召集那些功臣、世家、当大官的、有采邑的、积余财的、藏盈利的、囤积财物的人家,对他们说:‘城防不固容易被敌人攻破,没有粮食贮备容易被敌人围困,天下各国都如此,齐国怎么能不加以考虑呢?你们各位大夫凡存有粮食的都不可自由处理。要用平价向你们收购。’接着就定好合同。粮食数量,不许他们夸大或缩小。这样一来,缺粮无粮的百姓,都闻风而纷纷买粮,买多的、买少的,络绎不绝;远道的、近道的,不推而自来。国内粮价坐涨达四十倍。国君就可以拿出四十倍的粮食来赈济孤儿寡妇,收养贫病之人,照顾穷而无子的孤老。使他们不至于卖身为奴而得到生活供养,也使他们不至于死于沟壑。这样,广大战士就会争先作战而勇往直前,不贪生惜命而为国效力,舆死扶伤,为国牺牲者可达到半数以上。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战士们并非好战而轻死,是轻重之术的作用使之如此的。”

桓公说:“皮、干、筋、角四种兵器材料的征收太重了。由于重征于百姓而使市场上皮、干、筋、角的价格昂贵,这不是治国之法。”管仲回答说:“请下令修筑高桥深池,使行人站在桥东看不到桥西,站在桥南看不到桥北。”桓公说:“可以。”过了一年,皮、干、筋、角的征收减少一半。人民在这方面的负担也就减少了一半。桓公召见管仲询问说:“这是什么缘故?”管仲回答说:“桥和池平坦的时候,夫妻两人拉着车子,可以轻松地走百里路。现在高架桥而深挖池,东西南北的行人互相看不到对方,一旦天下小雨,十个人的力量也不能推车上桥;洼地遇雨,十个人的力量也靠不住。除了利用牛马的力量别无其他方法。牛马骡被累坏了,而且不断死在路上,牛马的皮、干、筋、角白送都没有人要。牛马的价格也必然上涨百倍。天下各诸侯听到这个消息,势必象流水一样赶着牛马到齐国抛卖。所以,高架桥而深挖池,正是用来招引天下的牛马而减少人民这项负担的办法。诚如《道若秘》所说:‘重视财物的生产,不如重视财物的收聚。’”

桓公说:“我们的弓弯很多扭曲不好用的。我们向百姓收取重税,养活工匠,而弓反多扭曲碍用,这个原因是什么?”管仲回答说:“鹅、鸭的窝巢很低,{昆鸟}鸡、天鹅和大鸨则飞行很高。对于射有天鹅、{昆鸟}鸡的人家,请君上您送上玉壁去聘请他们。”桓公说:“可以。”过了一年,上面的弓应没有短缺不足,眼前也没有随处奔走的闲人了。三个月解开弓衣检查,弓也没有权曲不能用的了。桓公召见管仲询问说:“这是什么原因呢?”管仲回答说:“对于射有天鹅、鹃鸡的人家,您用玉壁礼聘,住在水草丰茂地方的百姓们知道以后,就都要越过平地去远方射猎。另外,没有三百斤拉力的硬弓,就不能射中鹃鸡、天鹅和大钨。那些具有三百斤拉力的硬弓,如不使用矫正弓身的“非木扌敬”,它本身是不会正的。所以,三个月解开弓衣而弓没有扭曲碍用的,其原因何在呢?就是因为做弓的人家都熟悉这项专业的缘故。”

桓公说:“我想要征收房屋税。”管仲回答说:“不行,这等于毁坏房屋。”又说:“我想征人口税。”管仲回答说:“不行,这等于让人们抑制情欲。”又说:“我想要征收牲畜税。”管仲回答说:“不行,这等于叫人们宰杀幼畜。”又说:“我想征收树木税。”管仲回答说:“不行,这等于叫人们砍伐幼树。”“那么,我征收什么税才行呢。”管仲回答说:“请您向鬼神征税。”桓公很不高兴地说:“人口、房屋、牲畜、树木尚且不能征税,还能向鬼神征税么?”管仲回答说:“行事合宜而乘势,就可以得到好处;谋事利用权术,就可以得到大助。王者善于运用时势,圣人善于运用神秘,使万事各得其宜。”桓公说:“做法如何?”管仲回答说:“从前尧有五个功臣,现在无人祭袍,君上您建立五个死者的祭祀制度,让人们来祭祀尧的五个功臣。春天敬献兰花,秋天收新谷为祭;用生鱼做成色干祭品,用小鱼做成菜肴祭品。这样,国家的鱼税收入可以比从前增加百倍,那就无需敛取罚款和征收人口税了。这就叫作举行了鬼神祭袍,又推行了礼义教化。既然自己满足了财政需要,何必再向百姓求索呢?”

桓公说:“天下各国,没有比越国再强的了。现在我想北伐孤竹、离枝,恐怕越国乘虚而至,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么?”管仲回答说:“请君上阻住原山的流水,让大夫建筑游水大池,让人们跳水游水为乐。这样,越国还敢于乘虚而至么?”桓公说:“具体做法如何?”管仲回答说:“请下令修筑三川、建圆形水池,还要修造能行大船的湖。这个行大船的湖应有深渊,深度达七十尺。然后下令说:‘能游者赏十金。’还没有用去千金,齐国人的游泳技术就不弱于吴越的人了。”桓公终于北伐孤竹和离枝。越国果然兵到,筑堤屯堵淄水的曲处淹灌齐国。但管仲有善于游泳的战士五万人,应战于淄水的曲处,大败越军。这叫作水战的预有所备。

齐国的北部草泽发生大火,火光照射到齐国的朝堂之下。管仲祝贺桓公说:“我国的土地将得到开辟,农民也一定有百倍的财利可得了。”当年的租税果然在九月就交纳完毕,粮食的收成也好。桓公召见管仲询问说:“这是什么原因呢?”管仲回答说:“任何万乘之国或千乘之国,做饭都不能没有柴草。现在北部草泽起火,柴草无以为继,这样,农夫从容装车出卖薪柴,一捆柴草可以价高十倍。春天得以耕种土地,夏天得以除草耘苗。这就是租税能在九月交纳完毕的原因。”

桓公忧虑北郭百姓的贫苦生活,召见管仲询问说:“住在北郭的都是编织草鞋的贫民,又以种菜为主要收入来源,有办法帮助他们么?”管仲回答说:“请下令:有百钟存粮的富家不得做鞋,有千钟存粮的富家不得经营菜园,住在城郊三百步以内的家庭不得自种蔬菜。这样失业的人家就可以得到帮助,北郭的贫民就可以打开产品销路。他们的劳动成果和菜园收入,都将由此有十倍的大利。”

管仲说:“大地资源最丰富的国家有三个,齐国也在其内。”桓公说:“这话的涵义能说给我听听么?”管仲回答说:“楚国有汝河、汉水的黄金,齐国有渠展所产的盐,燕国也有辽东所产的盐。这当然是大地资源丰富的国家。不过楚国的拥有黄金,相当于齐国的拥有甾石,如果经营不好,运用不当,天下也是不以为贵的。若是我管夷吾拥有楚国的黄金,就可以使农民不耕而食,妇女不织而衣了。现今齐国既拥有渠展的盐产,就请君上您下令砍柴煮盐,然后由政府征收而积存起来。”桓公说:“好。”从十月开始征集,到次年正月,共有成盐三万六干钟。于是召见管仲询问说:“这些盐要怎样经营运用?”管仲回答说:“初春一到,农事即已开始,规定各大夫家里不得修坟、修屋、建台榭和砌墙垣。同时就规定北海沿岸的人们不得聚众雇人煮盐。这样,盐价一定要上涨十倍。”桓公说:“好。下一步如何行事?”管仲回答说:“请下令卖到梁、赵、宋、卫和淄陽等地。它们都是靠输入食盐过活的。国内无盐则人们浮肿,守卫自己国家,用盐特别重要。”桓公说:“好。”于是下令出卖,共得黄金一万一千多斤。桓公又召见管仲询问说:“如何用这些黄金呢?”管仲回答说:“请下令规定,凡朝贺献礼或交纳捐税的都必须使用黄金,金价将上涨百倍。运用黄金的高价收入,来折算收购各种物资,一切财富就全都归于君上了。所以,这就是所谓用财象从河海中取水一样丰富,又像不断地送来计算钱数的筹码一般。这就是大地资源丰富国家的事业。”

管仲说:“万乘之国如有万金的大商人,千乘之国如有千金的大商人,百乘之国如有百金的大商人,他们都不是君主所依靠的,而是君主所应剥夺的对象。所以,为人君而不严格注意号令的运用,那就等于一个国家存在两个君主或两个国王了。”桓公说:“何谓一国而存在两个君主或两个国王呢?”管仲回答说:“现在国君收税采用直接征收正税的形式,老百姓的产品为交税而急于抛售,往往降价一半,落入商人手中。这就相当于一国而二君二王了。所以,商人乘民之危来控制百姓销售产品的时机,使贫者丧失财物,等于双重的贫困;使农夫失掉粮食,等于加倍的枯竭。故为人君主而不能严格控制其山林、沼泽和草地,也是不能成就天下王业的。”桓公说:“这话是什么意思?”管仲回答说:“山林、沼泽和草地,是出产柴薪的地方,也是出产牛羊等祭祀用物的地方。所以,应当让百姓到那里去开发,去追捕渔猎,然后由政府供应他们。对百姓的护,能够像弟之与兄,子之与父的关系一样,然后就可以沟通财利,直接相互支援了。因此,再请君上拿出一部分余钱,把它分别存放在各个邑里。陽春,养蚕季节一到,就用这笔钱预借给百姓,作为他们买口粮、买养蚕工具的本钱。这样一来,国家对丝的征收也可以减少一半。如果这样做四方百姓还不来投奔我国,那就还要掌握好六个时机:春天的耕地时机,下一步的收麦时机,再其次的种芋时机,再其次的种麻时机,再其次的除草时机,最后是大雨季节将临、农田的锄草培土时机。抓好这六个时节的农贷,老百姓就将被贷款吸引到我们国都来了。善治国者,一向是利用轻重之术,掌握充足的钱物贮备,所以,事件发生不至于混乱。这而后,才可以成就天下的王业。”

管仲说:“一个农民不耕田,人民就有可能挨饿;一个妇女不织布,人民就有可能受冻。农事收益达到工本的两倍,农民就没有卖儿卖女的;三倍,则衣食充足;四倍,则赋税有保证;五倍,则余粮远近流通,死人也得到妥善地安葬。农事收益若达不到工本两倍,君主又不停地征收苛捐杂税,那就路右盗贼,单人不敢走路,钱财不敢放在手里了。国家如果再用法律镇压,就等于暗中谋害百姓。五谷中只有三谷成熟,每个乡就会有因饥饿而偷盗的;五谷中只二谷成熟,每个里就会有因饥饿而偷盗的;五谷中只能收到一熟,每个家庭都会有因饥饿而偷盗的了。如果人们老是干着不够本钱的职业,吃着涨价四十倍的口粮,还想要他们不流离失所,是办不到的。加上君上早上下令征税,晚上就限令交齐,有钱人家拿得出来,穷苦人家只好变卖衣物,农民卖粮交税,仅能按十分之三的价钱出售。这就等于国君的朝廷命令一过头,财物就流失于天下了。国君对百姓的征敛没有止境,百姓无力应付,就只好逃亡而进入山林。战士见不到自己亲人,家庭破灭而不能各自存在。平民在国内流亡,而士人逃奔国外,这样,不用战争就会从内部垮台的。”

管仲说:“现今主持国家拥有土地治理人民的君主,要注重四时农事,保证粮食贮备。国家财力充足,远方的人们就能自动迁来;荒地开发得好,本国的人民才能安心留住。粮食富裕,人们就知道礼节;衣食丰足,人们就懂得荣辱。现在君上亲身示范犁田垦地,开发草土,是可以得到粮食的。人民的口粮,每人也有一定数量的土地保证。然而大街小巷为什么还有挨饿受冻的人呢?这是因为粮食被人囤积起来了。现在君上铸造钱币,人民用来交易,每人也合有几百几十的数目。然而为什么还有卖儿卖女的呢?这是因为钱财被人积聚起来了。所以,作为人君,不能分散囤积的粮食,调节物价的高低,分散兼并的财利,即使他加强农业,督促生产,无休止地开发荒地和铸造钱币,人民也还是要贫穷的。”桓公问管仲说:“现在我想调节物价高低,分散兼并的财利,散开囤积的粮食,否则社会上将会无休止地兼并,不停息地积累,贫贱、鳏寡以及老而无子的人们就将生活无着了。那么,这种‘散’和‘分’都有什么办法呢?”管仲回答说:“只有通轻重之术的专家能解决这个分散的问题,请下令召见通轻重之术的专家好了。”桓公说:“好。”于是束车五乘,从周下原接来癸乙。桓公与癸乙、管仲、宁戚四人坐定。桓公说:“请问关于轻重之术?”癸乙说:“向人民征税过重,就失掉人民支持;对各国诸侯多次失信,就没有盟国追随。”管仲肩挨肩地问他说:“我不向人民征税,用什么供养军队?不向人民征税,靠什么抵御邻国入侵?”癸乙说:“只有弄空豪门贵族的积财才行。弄空他们的积财则货物有无相通,有无相通则货物流入市场,流入市场则物价下跌,物价下跌则万物可以利用了。懂得万物可以利用而不用,财货就流失到其他国家,流失到其他国家,是本国的大害。”桓公说:“请问弄空豪门贵族的积财而使财货可以利用的做法。”癸乙回答说:“国内财货有余但战车不足,就责成卿和附庸诸侯提供出来。个人家资富足但不拿外事费用,就责成令和大夫提供出来。这样财货就可以有无相通,有无相通则财货可以流入市场,流入市场则物价下降,物价下降则财货可以利用。所以,懂得三种调节措施依据同一政策的人,才能够主持天下,不懂就不能主持天下。所以要把这种措施用号令明确起来,配合以缓急合宜的步骤,天下百姓就会象流水般地归附于我们。这就是轻重之术。”

桓公问管仲说:“现在十万甲兵,每天烧柴与吃菜的消耗可以用掉十里平原的收入;一次战争,每天的费用可以用掉千金的积蓄。久而久之,怎样维持下去?”管仲回答说:“粮食的中等价格每釜四十钱,而金价为每斤四千钱。按粮价每釜四十钱计算,每钟才四百,二十钟才是八千钱。金价按每斤四千计算,两斤就是八千钱。这样,一个农民每年耕地百亩,百亩的收成不过二十钟,一个农民的耕作仅合两斤黄金的价值。粮贵黄金就贱,黄金贵粮食就贱,两者涨落刚好相反。所以,善于治国的人就是要提高粮食价格。如每釜提为四百,每钟就是四千钱,十钟四万,二十钟就是八万。金价每斤仍为四千,十斤才是四万,二十斤才八万。这样,君主一发号令,就能使一个农民一年的耕作有了二十斤黄金的收入。由此可见,国土不在广狭,国家不在贫富,关键在于善于发号施令和通轻重之术。”

管仲说:“咚咚击鼓,战士就愤怒前进;锵锵鸣金,战士就肃然而停。继续用战鼓驱动他们,则有的战死,有的受伤,不停地争相前进。他们战斗得口角流沫,手满伤痍,并不是重在报父母之仇,而是厚赏重禄使之如此的。所以君相在朝廷上,如果安排的爵禄跟不上,臣下就不肯尽忠;统帅在行军中,如果提供的奖赏跟不上,士卒就不肯死战。由此看来,大臣是被朝廷制约着,而打仗的战士是被奖赏制约着的。所以,要使作父亲的舍得出自己的儿子,作哥哥的舍得出自己的弟弟,作妻子的舍得让丈夫牺牲,唯有重禄重赏才可以做到。能够做到了,将士们就可以不怕远征,而威震边地的臣民;不怕险阻,而征服有险可守的国家;发兵像雷霆一样猛烈,动兵像风雨一样迅速,独出独入,任何力量都抵挡不住。

桓公说:“四夷不肯臣服,他们的叛逆政策怕会影响天下而使我受害,我们有办法解决么?”管仲回答说:“吴国和越国不来朝拜,就用他们所产的珍珠和象牙作为货币。发和朝鲜不来朝拜,就用他们的高贵皮张和皮服作为货币。北方的禺氏不来朝拜,就用他们所产的玉壁作为货币。西方的昆仑虚不来朝拜,就用他们所产的良玉美石作为货币。所以,那种拿在手里或含在口里看不见而价值于金的东西,是珍珠;用它作货币,八千里外的吴越就可以来臣服朝拜了。一张豹皮,是价值干金的;用它作为货币,八千里外的发和朝鲜就可以来朝拜了。揣在怀里或挟在腋下都不显眼而价值干金的,是白玉,用它作货币,八千里外的禺氏就来臣服朝拜了。发替耳饰之类而能价值千金的东西,是良玉琳和美石琅汗,用它们作为货币,八千里外的昆仑虚就来朝拜了。所以,对这些宝物若无人主持管理,对各地的经济事业若不去联系,远近各国不能互利,四夷也就不会前来朝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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