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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彤云密布 大国纷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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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举世瞩目的司令官

1942年6月24日,作为欧洲战区总司令的艾森豪威尔抵达英国。偌大的机场冷冷清清,没有乐队,没有演说,没有仪式。

当时,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英国,德怀特·艾森豪威尔这个名字对于一般大众来说,都是相当陌生的。在华盛顿,当有人提起他的时候,总是称他为“米尔顿的兄弟”,或是“马歇尔的助手”。

不过,对艾森豪威尔来说,这也许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不声不响地到达一个地方。6月25日,艾森豪威尔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会上宣布他是驻英国美军司令。

从此时起,他的生活发生了彻头彻尾的变化。艾森豪威尔从一名默默无闻的军队参谋人员,一跃成为世界性人物,这一切,非常具有戏剧性。艾森豪威尔特殊的职位,以及他独特的魅力,吸引了众多记者们的兴趣,也成为众人谈论的焦点。报纸上开始连篇累牍地报道有关艾森豪威尔的消息,电台记者也不放过艾森豪威尔的任何一个举动,对他进行了充分采访。

艾森豪威尔处理公共关系的能力可谓一绝。在当时的美国,没有哪一位名人,甚至包括罗斯福,受到这样长时间的报界追踪;没有哪一位知名人物这样广泛地受到人民的喜爱。

艾森豪威尔的魅力来自哪里呢?

从外表上看,艾森豪威尔不过是一名标准的军人。他注意衣着,不赶时髦,既不像巴顿那样穿着华丽,又不像格兰特那样不修边幅。他站如钟,行如风,厚实、宽阔的双肩总是绷得紧紧的。他的表情极为丰富,当他说到纳粹恶魔时,满脸怒色溢于言表;当他提起全世界反纳粹的巨大力量时,便神采飞扬,红光满面。而对摄影记者来说,艾森豪威尔是他们的最佳捕捉对象——无论是他心平气和、还是开怀大笑、甚至勃然大怒时的照片,都可以占据报纸两个栏目的空间。

另外,艾森豪威尔温和随便及不拘礼节的风度,像他的绰号“艾克”一样,非常能够感染接触他的人。他的幽默的言语及明朗的外貌,像磁石一样吸引着人们。当他谈到面临的困难以及必须正视的问题时那种坦率而洒脱的表情,以及谦逊地露齿一笑,都能深深地感染与他接触的人。

公众听到关于艾森豪威尔的故事越多,也就愈发地喜欢他。其中流传最广的是一个关于他简朴的故事。

当艾森豪威尔到达伦敦时,英国政府在最好、最豪华的克拉里奇斯宾馆留出一套房间,提供给艾森豪威尔居住。这套房间最大的方便之处是离他的办公室仅有三个街区的距离,当时他的办公室安置在伦敦美国区心脏地带格罗夫纳广场20号。格罗夫纳广场是美国使馆所在地,广场周围的办公楼分别属于美国国务院、美国陆军及美国海军。艾森豪威尔驻进此处后,英国人戏称此广场为“艾森豪威尔广场”。

不过,人们很快就发现,艾森豪威尔并不喜欢他金碧辉煌的豪华宅第,也不喜欢穿着笔挺制服、面容僵硬的仆人。他的套间、休息室被装修成黑金色,而卧室则是粉红色,这些都使他坐卧不安。他对朋友抱怨说,休息室“真像殡仪馆”,而卧室则让他“活受罪”。

一个星期后,艾森豪威尔搬出豪华居所,搬到装备更为现代化、却较少装饰的多彻斯特宾馆。多彻斯特宾馆位于海德公园的对面,从这儿,用不着走多远就可以到达他的办公室。

大家对他的家庭生活也备感兴趣。人们先是谈论他的副官及仆人,接着又谈论他的妻子及儿子。后来,人们谈论最多的话题则是一名英国女郎——凯·萨默斯比的。

凯·萨默斯比是一名个子高挑、身材匀称的黑发姑娘,有着明亮的眼睛和满不在乎的神情,英国人暂时把她派到艾森豪威尔这里当私人司机。当凯初次奉命驾车去车站接艾森豪威尔时,别的女司机已经把好差事都抢走了。负责分配运输任务的中尉军官抱歉地对她说:

“凯,我希望你不要介意,这位艾森豪威尔将军是剩下的最后一人了。”

分配任务的军官知道凯希望接一位地位显赫的将领,而不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少将。但事已至此,凯只好做了个鬼脸,说:“好吧!”

一个春光明媚的早晨,将军们终于抵达了。大使馆的汽车排列在穿军装的人群中,司机们等待着各自主顾的出现。

他们等待着。时过中午,凯饿极了,便偷偷地溜出去吃了一个汉堡包。当她心满意足地闲逛回来,看见大使馆的其他汽车都已开走时,不禁大吃一惊。路旁只剩下一辆孤零零的军用“帕卡德”汽车,两个美国军官站在旁边等候着。

凯知道自己犯了错误,跑过去抱歉地说:“请问……请问哪位是艾森豪威尔将军?我是他的司机,先生。”

“我们去克拉里奇斯旅馆,请开车吧!”艾森豪威尔微笑着说。

从此,凯与这位美国将军结下不解之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凯作为艾森豪威尔的私人秘书,始终与他工作、战斗在一起。

2. 生活在金鱼缸中

1942年7月,艾森豪威尔晋升为中将。在这一期间,艾森豪威尔通过他出色的外交才能,除了与英国公众建立起良好关系之外,还与英国领导人相处得非常融洽。艾森豪威尔不拘礼节的行为举止,很讨丘吉尔的喜欢。很快,他便成为英国首相丘吉尔乡间别墅的周末常客。

艾森豪威尔在他的日记写道:“黄昏时,我和首相在屋前的草坪上及附近的树林中散步,谈论一些感兴趣的与战争有关的事情。饭后,我们看了场电影,接着海阔天空地聊到凌晨两点。”艾森豪威尔那天晚上睡在克伦威尔曾睡过的床上。

不过,他与英国军方的合作却并非十分完美。艾森豪威尔当时正在领导制定1942年的杀伤性作战计划“大锤”行动,以及预定于1943年进行的“围捕”行动,但英国军人不支持“大锤”。相反,他们建议在1942年秋天进攻北非。

就此,马歇尔与英国军方争论了两天。马歇尔公开表示,进入北非将会分散许多力量,从而使“围捕”行动不得不推迟到1944年。而英国人则坚决反对“大锤”行动,并坚持进攻北非的计划。双方吵得不可开交。

艾森豪威尔没有参加会议,他坐立不安、焦躁地等待着会议结束。7月22日,事态陷入僵局,马歇尔拍电报请示罗斯福。罗斯福复电说,既然英国不愿意参加“大锤”行动,美国将不得不在进攻北非方面与英国人进行合作。

丘吉尔见到美国人作了让步,非常高兴,给这一次行动起代号为“火炬”。这将是自法国和印度战事以来,英美之间首次联合作战。

这一决定沉重地打击了艾森豪威尔。无论是“大锤”还是“围捕”,都是他的心血,如今“大锤”泡了汤,“围捕”亦有可能推迟。7月23日晨,艾森豪威尔对好友抱怨说:“唉,我真不知道日子该怎么过。”他认为,1942年7月22日是“历史上最黑暗的日子”。

不过,对艾森豪威尔个人而言,“火炬”行动却为他提供了良机,因为他终于第一次得到战场指挥权——这是他多年来梦寐以求的机会。

艾森豪威尔立即着手进行工作。时间紧迫,如果要在入冬前采取任何行动,必须立即开始制订详尽的计划;而详细的计划需要有确定的进攻目标。当时,丘吉尔飞往莫斯科,向斯大林解释为什么不能在法国开辟第二战线,同时大力“推销”“火炬”计划。他对斯大林说,“火炬”将是一个大规模的战役。雄心勃勃的丘吉尔每天从莫斯科来电说,他需要支持“火炬”的“超人努力”,他希望很快发动“火炬”战役。

当丘吉尔下定决心想做某件事情的时候,几乎没有人能够阻挡住他。他微微突出的下巴、浑圆厚实的肩膀,以及粗大的雪茄烟,都能证明他排山倒海般的决心。他胖胖的脸和戏剧化的表情,又往往使他成为暴跳如雷、脾气恶劣的化身。他喜欢高谈阔论,顽固而自信。当这位首相想出一个论点时,他会为之辩论到每一个人都精疲力竭并认可为止。

在丘吉尔的强大压力下,艾森豪威尔的生活就成了没完没了的大会、小会、争辩、旅行及视察。他虽常常受到人们的包围,但是他已尝到了高处不胜寒的滋味。他写信给玛咪诉苦说:

“在这种地方,司令官必须扮演各种角色——外交家、律师、赞助者、商人、说谎者、江湖骗子、演员、奴隶贩子、慈善家、演说家,以及士兵。我觉得我像马戏团中的女演员一样,不得不骑着三匹马,不知道哪一匹马向哪里跑。”

“我感到孤独,因为我生活在金鱼缸中。我无家可归,缺乏锻炼。每当我进入冷冷清清的旅馆房间,我总是感到奇怪:为什么玛咪不在这儿?我是多么希望你生活在这里!你想象不出,在华盛顿的艰难日子里,你曾使我的工作效率猛增。虽然我当时没有意识到,起码没有完全意识到——但现在我意识到了,我感激你。”

像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千千万万的美国人一样,艾森豪威尔也不得不碰到与妻子无限期分离的通信问题。出于安全的需要,他不能打电话给玛咪,写信时只能说说“我爱你”,夫妻间的情感联系只能靠来来往往的书信维系了。

整个战争期间,艾森豪威尔一共写了319封信给玛咪,其中每一封信都是不折不扣的情书。艾森豪威尔说:

“我说不出我多么想念你。我把你的照片放在我的办公桌上,就在我的眼前。”

“我希望你常常给我写信,你是我惟一钟爱的人。”

“你的爱和我们的孩子是我一生中最珍贵的礼物。”

“我在幻想着我们两人在迈阿密休假3天。一想起这件事,我就非常兴奋。”

“我在将来会退休还乡,养猪,养鸡,像一个佐治亚州的快乐农民,有一个上好的酿酒场……”

的确,艾森豪威尔对玛咪的爱是至真不渝的。他身居高位,离玛咪万里之遥,却仍无微不至地关心着她。他担心玛咪买太多的衣服“会没有钱付所得税”;他告诉她汽车要换油,并且一定隔天行驶;他提醒即将到来的日子——“明天,9月24日,约翰25岁。真是有点不可置信,是吗”?

在艾森豪威尔给玛咪的信中,他还热情地提到了凯·萨默斯比。玛咪对这位活泼美丽、年轻动人的女子突然成为丈夫生活中的一部分,反应是冷淡的。艾森豪威尔觉察出玛咪的不快,赶忙在下一封信中安慰她:

“这次他们给我派了一名老资格的英国人作我的司机,他是可靠的。”当然,他并没有再提起凯及她的新职务——他的私人秘书。

曾有一度,有传言说,凯要结婚了。这些流言蜚语可能对艾森豪威尔有些影响。他写道:“我曾经喜欢过一些人——并对一些人进行渲染——但是我没有和其他任何人谈恋爱。我只爱我的妻子。”

3. 欲燃“火炬”

选定了进攻目标,艾森豪威尔眼下的问题便是确定“火炬”行动的日期。丘吉尔希望尽可能早地发起进攻,而罗斯福则特意叮嘱说,“请在选举日之前行动”——11月3日,美国国会将举行中期选举。

艾森豪威尔权衡利弊之后,把发动“火炬”战役的时间定在11月上旬。这时已经是9月14日,艾森豪威尔对他的下属说:“磨磨蹭蹭过日子的时候已经过去了。”

在确定登陆时间之后不久,艾森豪威尔秘密会见美国派到阿尔及利亚工作的国务院官员——罗伯特·墨菲,听取他介绍法属北非的情况。

“法属北非”,包括法属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

摩洛哥位于非洲西北端,东面和东南面与阿尔及利亚为邻,南面与西属撒哈拉接壤,西临大西洋,北隔直布罗陀海峡与西班牙遥遥相望,是地中海入大西洋的门户,面积约45万平方公里,1912年沦为法国的“保护国”。阿尔及利亚位于非洲的西北端,北临地中海,隔海与西班牙、法国相望,东部与突尼斯、利比亚接壤,南部与尼日尔、马里、毛里塔尼亚交界,西部与西属撒哈拉、摩洛哥相邻,1930年起沦为法国属地。突尼斯则位于非洲北端,北面和东面临地中海,隔突尼斯海峡与意大利相望,东南与利比亚接壤,西与阿尔及利亚相邻,1881年成为法国的“保护国”。

法国投降后,维希政府在“法属北非”约有军队20万人,飞机500架,4艘战列舰,12艘巡洋舰,40艘驱逐舰,20多艘潜艇和其他舰艇。因此,这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在与墨菲会面之后的那些日子里,艾森豪威尔携同参谋人员,每天工作14个小时,制订运输计划,收集海潮和天气情报,研究空中掩护以及许许多多的有关细节。这些,对于以前从未参加过,甚至从未研究过两栖作战的艾森豪威尔及参谋人员来说,都是新问题。

丘吉尔却抱着很高的期望。他希望,到11月底,盟军“将成为法属北非的主人”——艾森豪威尔部队进攻利比亚的黎波里,而英国在埃及的第8集团军将从东面进击隆美尔的非洲军团。丘吉尔扬言:“如果一切顺利,我们将在年底控制整个北非海岸。”

艾森豪威尔感到肩上的担子十分沉重了。在发动进攻前夕,他将离开伦敦,第一次进入一个作战地区,这时他将依赖他的运气,而不是他的火力——他的总部将成为空袭的首要目标。炮弹会偶尔落到他的总部附近,有时甚至可能把总部彻底击毁。

按计划,艾森豪威尔应于11月2日动身去直布罗陀,在直布罗陀下令发动进攻。然而,天有不测风云,11月2日、3日连续两天天气恶劣,不能飞行。艾森豪威尔急得犹如热锅上的蚂蚁,他深切地体会到天气对战争起着多么重要的作用。

到了11月4日,艾森豪威尔再也坐不住了。他命令驾驶员保罗少校不顾恶劣天气,紧急起飞。经验丰富的保罗少校十分勉强地同意了。飞行员最为清楚,在这种天气里飞行这么远的距离,无疑是与死神的一场面对面的较量。

六架B-17“空中堡垒”,载着艾森豪威尔及他的大部分参谋人员,排除发动机的故障,克服恶劣的天气,在击退一架德国战斗机的袭击后,安全地抵达目的地。

艾森豪威尔的盟军总部设在山岩之下,所谓的办公室,都是些年代久远的洞穴,阴冷、潮湿、黑暗,空气流通很差,到处都弥漫着难闻的臭味。正是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中,艾森豪威尔坐他的指挥桌前开始指挥直布罗陀。向实现“火炬”行动迈出了一大步。

不过,在开始的一段时间里,他将是最“轻松”的人。他的舰队已经启航,正在把大批部队悄无声息地运往目的地。全部军舰都严格保持着无线电静默,这意味着艾森豪威尔暂时无法做什么决定来影响事态的发展。

在这一段百无聊赖的日子里,他与下属进行一次又一次的长谈,给玛咪写洋洋万言的信件,给马歇尔写信汇报情况,并每天一笔一画地记日记来消磨时间。

艾森豪威尔在去直布罗陀的时候,曾接到了上级的指示,要他在法属北非,与吉罗保持联系。吉罗是在法国的非沦陷区等候命令,以便英美联军在阿尔及尔登陆后与之会合。

墨菲拍来电报说:如果没有吉罗,就“不能保证这次战役的胜利”。

11月7日下午,离进攻不到14小时,吉罗来到直布罗陀,坚持会见艾森豪威尔。吉罗尽管年过60,但体格仍挺拔健壮,而且言行粗鲁,容易激动。他开门见山地对艾森豪威尔说:

“艾克,我建议让我来指挥‘火炬’行动。”

艾森豪威尔大吃一惊,他没想到吉罗会提出这种问题。他避开这个话题,耐心地说道:

“我希望,今天晚上,你能够通过广播向摩洛哥和阿尔及尔发表一项声明,敦促法国军队与进攻部队进行合作”。

“什么?!你简直是做梦!”吉罗断然拒绝,“当然,除非你把指挥权交给我,这个问题还可以考虑。而且,我希望把进攻目标从北非改为法国南部海岸。”

艾森豪威尔强压着怒火说:“指挥权我是不会交的。如果你发表了声明,等盟军向东进军突尼斯后,你可以立即管辖法国控制的后方地区。”

“不!”吉罗大声否决,“没有指挥权,我决不会参加这一行动!”

这一场唇枪舌剑的争论持续了8个小时。这真是一件十分荒谬的事。艾森豪威尔的部队即将登陆,而他却耗费了全部的精力和宝贵的时间,与吉罗这样一个在法军中没有地位的人进行毫无意义的争论。吉罗手下没有步兵、炮兵、飞机、海军,没有追随者,可他却厚颜地要求对美、英士兵有最高指挥权。

会谈终于破裂。吉罗最后站起身来,高声说道:“我在这件事中,将是一个完完全全的旁观者!”

4. 登陆北非

3小时、2小时、1小时……

30分钟、20分钟、10分钟……

在倒计时的最后一刻,突击部队准备就绪,发起进攻。参加这次作战的英美军队共有13个师,665艘军舰和运输舰,其中包括3艘战列舰,7艘航空母舰,17艘巡洋舰,64艘其他作战舰艇,分别编为“西部”、

“中部”和“东部”3个特混舰队。首批登陆的兵力为7个师,其中有美国的4个步兵师和2个装甲师,英国的1个步兵师,共约11万人。此外,还有几个空降营将参加这次行动,其任务是占领敌防御纵深内的机场和要地。

午夜时分,美英联军的3个特混舰队分别在阿尔及尔、奥兰、卡萨布兰卡地区登陆。“东部”特混舰队,在英国海军少将布罗斯的指挥下,于8日凌晨1时开始在阿尔及尔及其东、西两面登陆。在西面,英军第11旅顺利地占领了滩头;在东面,载运美军的船只被意外的浪潮冲离海岸数公里,在黑暗中造成了一些混乱,虽耽误了时间,但很快就控制了局势。

“中部”特混舰队,在美军弗里登少将的指挥下,也于1时许在奥兰登陆。法军在这里的抵抗比在阿尔及尔更猛烈些。登陆部队虽在开始时较顺利地占领了阿尔泽湾了安达鲁斯,但在向奥兰实施向心突击的过程中被阻于半路,进展较缓。

“西部”特混舰队,由美军巴顿少将指挥,拂晓前抵达摩洛哥海岸。由于夜间行驶,而且航程较远,所以登陆时间比原计划晚了3个小时。美军分别在卡萨布兰卡附近的费达拉、利奥特港和萨菲登陆,一开始就牢固地占领了立足点。在有些地点,登陆部队根本未遇抵抗。

登陆全面展开不久,参谋军官兴高采烈地向艾森豪威尔报告消息:

“卡萨布兰卡的海浪平静下来了!巴顿将军正在登陆!”

从奥兰发来的电报则说:“登陆顺利,未遇特殊险情。”

清晨4时30分,精疲力竭的艾森豪威尔拿着几份刚到的电报,带着一丝笑容躺倒在他的行军床上。睡意向巨网一样向他直压了过来,他头一沾枕头便开始呼呼大睡。早晨7时,天光放亮。艾森豪威尔一骨碌爬了起来,召集大家聚到一起,问道:

“到现在为止,一切顺利。但吉罗未免太过猖狂,大家看应如何处置吉罗?”

一名参谋人员提议:“是不是应该给他点颜色看看?比如说,制造一次小小的飞行事故?”

“对!对!”大家哈哈大笑。

不过,接下来形势的严峻,使他们不得不收起笑容。法国部队的抵抗行为,使得美军的子弹消耗很大,而且失掉珍贵的时间。艾森豪威尔愤慨地说:“我急于向东推进……对这些法国笨蛋恼火之至。”

到了11月11日,艾森豪威尔已经笑不出来了。他沮丧地认为,“火炬”获得战略胜利的可能性已经消失。

“一切都决定于在突尼斯的法国人,”艾森豪威尔咬牙切齿地说,

“只要他们此刻头脑清醒过来,我们可以避免以后好几个星期的作战,以及许多无谓的牺牲——而我们可以得到我们想要的东西。”

11月13日,艾森豪威尔迫于无奈,飞抵阿尔及尔,与法国海军上将达朗进行谈判。艾森豪威尔认为,他迫切需要一个可靠的后方,为了得到这样的后方,他准备与维希法国当局合作,而不管它的法西斯名声是多么臭名昭著。

达朗,这位圆脸、身材瘦小、好动的维希政府头目,非常高兴地与艾森豪威尔握手,并签订协议,保证一丝不苟地遵守协议,使法国殖民军和舰军“满腔怒火”地转向德军。

一石激起千层浪,达朗协议无论是在英国国内、自由法国内部,还是在美国舆论界,都引起了强烈的不满。丘吉尔声称这一协议简直是晴天霹雳,罗斯福也表示不接受这个协议。报纸和电台的评论员则不无讽刺地说:“知道盟军登陆后所做的一件事是什么吗?是与欧洲法西斯首要分子签订协议!”“这一名头脑简单的将军,在政治的汪洋大海里没了顶,居然与法西斯分子握手言和……”

强烈的反应使艾森豪威尔吃惊不已。他感到难过,因为他已经失去了一直保持得很好的公共关系意识。他没有想到,一次军事上的权宜之计,竟然在人们心中激起如此轩然大波。

达朗协议所付出的代价,远远超过艾森豪威尔个人的不安和对他声誉的损害。这个协议造成了长期的影响。苏联领导人怀疑英美和法国维希分子背后有不可见人的交易;法国抵抗运动领袖戴高乐也对此强烈不满。他说:“如果盟军在‘解放’一个国家时,却与现在投敌的官员们签订协议,那么抵抗还有什么意义?”这一协议不仅伤害了法国抵抗运动成员的感情和士气,也对日后戴高乐与美国的长期合作产生了严重影响。

由于艾森豪威尔在阿尔及尔被“达朗协议”所困,他不能及时向突尼斯进军,而这时德军却继续在突尼斯集结。结果盟军强行攻占突尼斯城的打算遭到严重失败。

到了12月,艾森豪威尔手下有近15万人,但仅有3万人战斗在前线。他估计德军有3万人在突尼斯城内及附近,其中作战部队是2.5万人。由于盟军向突尼斯推进的速渡过慢,兵力过弱,双方交锋时,盟军吃了败仗。

此时的艾森豪威尔,尽管外表一直保持乐观,内心却充满了厌倦、自怜和悲观情绪。午餐时,他总是用“谁想当盟军总司令,就让他当”来结束讨论。

圣诞节前夕,当夜幕降临时,艾森豪威尔在安德森野战司令部食堂吃晚饭。一名通讯兵从电台那边冲进来,低声对艾森豪威尔说:“达朗刚刚被暗杀。”

艾森豪威尔咕哝了几句,坐上他的汽车,冒着霏霏的雪雨,向迷蒙的远方驶去。90分钟后,他到达阿尔及尔,让参谋人员汇报情况。达朗这个维希政府头目,虽然口口声声要真诚与盟国合作,却继续为非作歹,与纳粹来往密切。愤怒的法国人民坐不住了——年轻的戴高乐分子邦内·德·拉·沙佩勒刺杀了达朗。此后,吉罗掌管北非的军政事务。

达朗之死,给人们带来的是欣喜。克拉克将军评价说:“在我看来,达朗上将之死完全是上帝的旨意……把他从政治舞台上清除掉,就像刺破脓疮一样。”达朗之死,也为艾森豪威尔解除了一个政治上的包袱。

12月22日,马歇尔命令艾森豪威尔:

“授权你的部下去处理国际外交问题,集中你的全部精力于突尼斯的战斗。”艾森豪威尔隐隐觉得,机会又一次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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